世間不斷出現天災人禍，令到眾生面對各種苦困，大眾見到這種局面，自然容易產生憐憫慈悲之心。但是各種災難見到多了，有人會想施以援手，也有人會將悲傷之情置諸腦後，視作不見，繼續如常生活。這是很多心理學家和哲學家長期研究的問題；社會運動分子也期望，在發生天災或政府施行暴政時，群眾可以起來行動。

其中一個說法指出，當有大量人共同承受苦難，大眾的慈悲之心反而會更削弱。舉例來說，見到單一事件，如一個人遇溺，眾人的情緒會大受牽動，反而當慘劇的規模擴大，例如整個城市沉沒於水中，大眾的反應會較為冷淡。西方有一句常見的諺語（有傳是史太林說的）：「一宗死亡是慘劇，一百萬宗死亡只是統計數字。」

不過，美國西北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上述的情況並非事實，反而曾經歷苦難的人更樂於助人。因為他們相信，即使是微小的善舉也對有需要的人有幫助。在該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向超過二百名受訪者詢問他們經歷過最慘痛的經歷：失去心愛的人、嚴重疾病、遭暴力對待或類似事件。然後，訪問以受訪者對像「照顧易受傷害的人是重要的」之類句字的同意程度，來量度他們的慈悲之心。調查發現，曾經歷逆境的人比沒有經歷過的更有慈悲之心，例如更樂意捐助紅十字會或幫助聲稱自己患病的人。調查也發現，受訪者經歷的苦困類型並沒有關係，例如遇上過健康問題的人，對於同樣有健康問題的還是遇上天災的人，都展現出相等的慈悲心。

該大學較為近期的另一項研究，集中於分析慘劇的規模擴大會否造成慈悲心消退。研究人員向數百名參與者展示一名兒童因蘇丹達佛（Darfur）的衝突而受傷害的影象和資訊──又或是八名兒童的；然後再問參與者自己的個人苦困經歷。調查發現，在生命中沒有或只經歷極少苦困的受訪者對兩組資訊的反應大致相同；至於個人曾經歷苦困狀態最嚴重的三分一受訪者，則會隨著受傷害兒童增加而提升慈悲心約兩成。

當悲慘越演越烈時，大眾可能收起慈悲心的原因，是感到無法承受和無能為力。因此該項調查也問參與者，他們是否相信自己的利他行為，可以改變蘇丹兒童的生命。一如所料，曾經歷較嚴重苦困的受訪者有更強的信念，認為即使是微小的行動也會有幫助。這種心態也會衍化為行動，例如他們 樂意捐出較多金錢予慈善機構。

研究人員認為，真正重要的是大眾對善行效果的信念。為了證實這一點，他設計了另一個環節的實驗：向甚少經歷苦困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擅於照顧他人和減輕對方的痛楚」。這虛假的評論果然能改變受訪者對自己的行動是否有效的信念，也改變他們對見到更多達佛兒童受苦的反應，變得更為關心。

要改變大眾對上述問題的想法，最理想的方法當然不是像研究中那樣提供虛假的意見，而是讓他們有機會親身目睹或體驗到幫助他人的效果。在經歷個人困難或天災時，不論施以援手或接受的一方，均可明顯覺察到援助行動的效力。不論是鼓勵義務工作、由義工傳播「莫以善小而不為」的訊息，還是給予大眾充權的感覺，均有助遏止他們對悲劇袖手旁觀的趨勢。單純在電視上看到他人伸出援手並不足夠，大眾要近距離看到利他行為，才會相信這真正有作用。

另一個跟慈悲心或同情心常見的現象，是我們對陌生人遭遇不幸會產生這種感覺，反而對在身邊、接近自己的親友，卻顯得冷漠；例如你的伴侶告訴你，他遭到解僱，你可能未必能立即適當地表達關懷。專家認為，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出於四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也是最為重要的，是憤怒的情緒。你的伴侶遭解僱，你可能會感到憤怒，想對他訓話、責罵，因而表露出來的是輕蔑之情。第二個原因則是想保護自己，因為在無意識之中，你會覺得自己可能會感染到親人正面對的傷痛，於是不敢與對方變得親近，保持一段距離。第三個原因則是，對方的不幸遭遇可能會令你顧影自憐，例如你的子女不獲得朋友出席派對，你若設身處地去作關懷，就很可能令你想起自己不愉快的童年；另一個可能，卻是你害怕自己的關心，會凸顯出自己與對方在某一方面有天淵之別，反令對方產生誤會。而害怕變得親近則是最後一個可能的原因，我們會恐懼因跟人親近而容易受傷或有損失，因而寧願減低同理心。

這種情況當然並不理想，你其實是有慈悲心的，但卻遭到阻擋，無法讓他人感受到。不過，這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專家建議，首先你要學習接受自己現在的狀態。然後，到下一次有跟你親近的人向你訴說時，留意腦中的想法；同時要真正耐心地聆聽，設身處地代入對方的感受。不過，不要立即就建議解決方案，很多時對方真正需要的，其實是你多作聆聽和了解，而不是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