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與太太在湖畔公園跑步時，接到了李荷琴醫師的來電, 問：「要回花蓮嗎？」她說「回」而不是「去」，可見她的心靈早已有了歸宿的方向。李醫師是我醫學系的同學，她的語氣和妝扮，這二十二年來都沒變，不急不躁，文雅有禮。

「要啊! 我有報名了。」我誤以為她指的是慈濟國際人醫會。她卻說：「不！這次是去取髓。」原來吉隆坡有一名血癌病者，在台灣慈濟綜合醫院配對到了所需要的骨髓。李醫師之前有兩次到台灣取髓的經驗。她對生命的熱忱，對生命的尊重，日漸升溫，而隨著世事浮沉的我，在這一方面卻像堆垂滅的灰燼，僅殘留著余溫。

我答應隨行，心想多一個人去較有保障，尤其是在這H1N1 病毒肆虐的非常時期。萬一其中一位取髓著，在機場被發現高燒而被拒登機，至少還有另一位可以繼續行程，完成任務。

但一開始，我的心態就錯了。我道是當一位任務簡單的遞送員，搭飛機到花蓮取髓回來，就大功告成了。收到行程表，看到共有七次的班機和那緊湊的轉機時間，再加一趟火車， 我就改變了先前的態度。我心想，應當一位與時間賽跑的遞送員，為生命在倒數計時中的病者，爭取重生的希望。

出發日，我們一行五人乘搭早上六點的班機，從檳城飛到吉隆坡，會合葉師伯後，轉機到新加坡，再轉機到台北。在台北用過晚餐，又乘火車到花蓮，抵達落腳處時都深夜十一點了。經歷這十七個小時的行程，若你問我會累嗎？我不敢說，因為這些小折騰，根本就微不足道，遠不比病者所承受, 面臨生離死別的痛苦，還有他家屬的焦慮，苦等待的煎熬啊！

第二天，也是進行抽骨髓的那一天，心底默默地祈禱著手術的順利和捐髓者的平安。當天能夠與骨髓干細胞中心的負責人見面與交流，我們才領會到建設骨髓庫的艱辛。要讓普羅叢生排除捐髓的疑慮，證嚴上人特別強調「救人一命，無損己身」的理念。從馬不停蹄地勸募，到彙集幾十萬筆的愛心資料，再逐一配對的勞心勞力，其中困難不言而喻。正如何日生在其著作的「清水之愛」裡所感言，這些人都是為了愛，為了他人的生命無私地 竭盡心力。

師伯也語重心長地說，受捐者的院方應當派遣當地的醫護人員前來取髓，而非一般商業性質的遞送員。「專業的遞送員」要懂得尊重生命，肩負使命感，這樣辦起事來才不會馬虎，亂了團隊的精神。師伯分享的一句靜思語：「做事要用智慧，才能助人。做事不用智慧，會傷害人。」深觸我心。

這一次的取髓，也讓我學會了去作更深一層的思考。我不應只當個純粹與時間賽跑的骨髓遞送員。我得感謝勇敢，又無畏布施的捐髓者。他們可以把身體裡的一部份，捐給素未謀面的病者，那種大愛無私的精神，叫人敬佩。就是這些誠心，無求付出的捐贈者，為這處處有溫情的社會奏出了一篇又一篇，悅耳動聽的圓舞曲。身為外科醫生，我不時需要輸血給失血過多的病患者，但當那包血液一點一滴的輸入病人身上時，我都沒有感激過那些甘為別人付出的捐血者，我心生慚疚。

我這也才了解到骨髓袋裡裝的不單只是一包能讓生命延續的骨髓，它也是一包重建幸福家庭的希望。它包含了無數人的努力和大愛，也承載著無盡的祝福與關懷。那一晚，我輾轉難眠，腦子裡盡想著明早那包突然間變得很沉重的骨髓，能否准時抵達病人的身邊。

第三天，我們提早到達醫院，感恩院方妥當安排，讓我們得以順利取髓。在小箱子貼上警惕標簽時，我發現裡邊共有四項警戒：一是不得照X光，二是不得被熱化，三是不得被冷凍。這前三項警戒，我們都可以用心維護著，但第四項警戒：不得延遲，倒是叫人忐忑不安。難處是我們還得乘三趟飛機才能回到吉隆坡，任何班機的延誤，都不在於我們的掌控之間，這才令人心焦啊！因骨髓抽取所得的造血幹細胞數量有限，故須在抽髓後36小時內輸注到病患體內。而昨天傍晚准備好的骨髓，今早拎到手上時已過了14個小時了。若錯過了這黃金36 小時，已經做了殲滅化療，全無抵抗力的病者，性命難保。

回程時難免焦急，總覺得飛機怎麼飛得像蝸牛那麼慢，轉機的時間特別漫長。還好這次取髓能夠一路順風，有賴於師姑與師兄們在轉機方面的細心安排，我們在機場才有專人帶路，順利過關，通行無阻。

抵達吉隆坡機場時，遠望一行慈濟人陪著病人的家屬在等候，方知道他們無時無刻都在為我們的平安，行程順暢而祈禱，也為我們阻擋了H1N1病毒的侵襲。要他們深夜在機場久等，我有點兒心疼。把骨髓轉交給主治醫生後，我注意到病者太太緊張憂慮的眼神，終於松弛下來，而展開了笑顏。

是了，就是這個笑顏，讓我滴下了欣慰的眼淚，也使我領悟到：付出，就是最大的收獲。縱使不知病者的姓氏，也得感恩他在我們生命中出現，讓我們有機會學習付出。

當晚，我們乘最後一班機回檳城。飛機劃過靜謐，黑漆漆的夜空時，我有如釋重負的感覺。疲憊的眼睛，呆望著機翼上閃爍的警示燈，令我想起那包裝滿了祝福的骨髓，此刻也該一點一滴的輸入，在那脆弱的心靈上，發揮大愛的效應了。

若你問我會累嗎？我只想說：「此刻的我，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