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本有梵文、印度哲學及佛學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Lanman先生等，然眾多不知，中國留學生自俞大維君始探尋、發現，而往受學焉。其後陳寅恪與湯用彤繼之。」 [1]吳宓於1919年之言對俞大維似有過譽，早於1890年日人高楠順次郎已經在英國牛津大學師從Müller學習梵文，歸日後1897在東京帝國大學創立梵文學講座。而1909年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在日本留學期間亦已有學習梵文 [2]；然而吳宓一言點出了一個無容置疑的事實：中國人學習梵文之風在沉寂多年後，於20世紀初悄悄地再次吹起。
梵文屬上古印度語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盛行於公元前500年，延續至公元1000年開始式微，現代印度流通的語言主要是印地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等，今天印度梵文只是少量婆羅門教徒使用的宗教語言，可以說是一種正在消失的語言，它能獲得重生的契機來自1783年英人William Jones到印度任職殖民地裁判所法官。Jones是語言學先驅，深受到古印度文化的吸引，著手對梵文進行研究，發現這種上古印度語竟然與拉丁語出奇地類似；例如，「母親」一詞，拉丁語是「mater」，屬拉丁語系的英語是「mother」而梵文則是「matar」。種種證據都指向一種推論：就是這些語言應該有一個共同的來源；即可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的印歐語系。Jones的貢獻引起了歐洲學術界的注意及研究。1806年德人史萊格爾（Schlegel）開創歷史比較語言學，指出梵文在語言學及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意義，歐洲各大學亦紛紛設立梵文講座，除了語言之外，也研究梵文相關的宗教、哲學和文化 [3]，世界對梵文的學習風潮也從唐宋時候的中國移到兩百多年前的歐洲。
所謂禮失求諸野，上世紀初學習梵文最佳的地方唯有歐洲；即是，要不到歐洲留學，要不就是求教於來華的歐洲學者。北京大學在1919年成立梵文班，邀得德國人雷興（Lessing）任教，胡適當時也跟隨雷興學習梵文。1920年由俄國人鋼和泰（Staël-Holstein）接任梵文教授 [4]。鋼和泰其中一名學生就是支那内學院的黃樹因，著名佛教學者呂澂習梵文亦始於黃樹因的教導；至此，中國對佛學原典研究已經默默地植下一顆種子 [5]。另一方面，到歐美的學生，不少也會把握難得機會用心學習梵文；除了上面提到在哈佛留學的俞大維、陳寅恪和湯用彤外，許地山於1924及1926年分別在牛津大學和印度大學學習梵文 [6]，為佛學研究作出貢獻。其中，陳寅恪用功可說最勤，在哈佛大學隨Lanman學習梵文兩年，再到柏林大學隨Lueders學習近五年，回國後於北京與鋼和泰一起研究梵文達四年之久，前後十餘年時間 [7]，造詣之深可想而知。
前述北京大學1919年成立的只是梵文班，並非一個常設的科目也沒有專屬的學系，對教學和研究有一定的限制。專門教授梵文的東方語言文學系於1946年在北京大學設立，首任系主任就是梵文專家季羡林教授。季老1936年春起在德國哥廷根大學主修梵文。到1946年由北大胡適校長，傅斯年代理校長、文學院長湯用彤批准，加上清華大學陳寅恪教授的推動，東方語言文學系便在北大誕生，梵文教授除了季老還有一位就是金克木教授，兩位享譽國際的學者，給中國的梵文教育大大推進一步。 [8]
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中國是印度以外最熱衷學習梵文的地方，在盛唐時期尤為鼎盛，但隨著翻譯佛典的累積和印度佛教的漢化，對梵文學習的動力逐漸退減，到明清熟諳梵文者已近鳳毛麟角，鳩摩羅什法師與義學沙門千二百人於長安大寺翻譯維摩詰經的盛況 [9]，已是無以復見，此局面延續至上世紀初方得以扭轉。在亞洲，中國的梵文學習起步比日本來的慢，但憑藉近年來學者們的努力，對梵文的教育和研究大非昔比。但相對於中國内地，香港梵文學習的環境依然落後，要到2002年香港大學成立佛學研究中心，並邀得梵文學者法光法師才見轉機，歷多年的耕耘，開枝散葉，今天法師的學生亦已開始在不同地方教授梵文。對於未來香港梵文學習的氛圍是樂觀的。
延伸閱讀：
[1]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5，p.187
[2] 孫波，《徐梵澄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p.78
[3] 王錦民，《中國哲學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P.194
[4] 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 第二部》，聯經出版社，2013，p.536-541
[5] 王錦民，《中國哲學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p.195
[6] 周俟松，《許地山年表》
[7] 俞大維，〈談陳寅恪先生〉，《談陳寅恪》，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p.9
[8] 蔡德貴，《季羡林傳》，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p.184-195；339-343
[9] 僧肇，《注維摩詰經卷第一并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