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執導的《走近1942》，改編自作家劉震雲的調查體裁紀實小說《溫故1942》，背景是在1942年抗日戰爭時期於河南省發生震驚中外的大旱災和大饑荒，保守估計死者高達三百萬人（亦有估計死者達五百萬）。電影把原本平鋪直敘的調查紀錄，改編成戲劇，虛構某些角色或「藝術加工」了一些歷史人物，以多重敘事交叉推進情節，企圖以全方位的視野，讓觀眾立體地從這一場大悲劇中，反思人性。

故事最重要的兩條主線，分別由落難逃荒的前財主（張國立飾），以及企圖抗災但力不從心的蔣介石（陳道明飾）所推動，象徵了社會中的「被統治階層」和「掌權階層」如何面對絕境。財主原本富甲一方，有大量儲糧和傭工，本不用逃荒，但當莊園外圍已是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時，他亦無法自保－－莊園給淪為強盜的災民洗劫一空，不得不逃亡。在逃亡初期，他還有錢有馬車有糧食有武器，讓家人可以暫時不用挨餓，但在路上卻不斷地碰到和盜賊沒兩樣的軍人，把他僅有的物資逐一「徵用」，再加上日軍狂轟濫炸殺害逃荒的災民，最終令財主一貧如洗，家人一個個餓死，只剩下年輕的女兒，還要賣身為妓女以求活命（最教人心酸的是，女兒還要強調自己是知書達禮的黃花閨女，才能把自己賣出；父親見女兒賣身成功，一方面暗自喜悅，因為女兒可以不用餓死，但一方面又欲哭無淚－－又有哪一個父親喜歡女兒淪為性奴？）……最終財主冒險抵達陝西省邊境，卻因陝西省官員封鎖邊境以求自保而不得進入，反而連在逃荒路上出生的小兒子也意外弄死了……千里茫茫雪海，卻家破人亡，無棲身活路，財主是當年河南災民的縮影。

而蔣介石所象徵的「掌權階層」，對天災卻又是另一種態度。電影中的蔣介石並不是沒有同情心的人，但在當時面對日本大軍臨下，他首要的工作是要打贏戰爭，其他甚麼也顧不上了。所以當初他知悉河南發生災情時，便企圖淡化、隱瞞，好教政府不用分神處理；直到外國記者親赴河南如實報導了災情，並刊登在美國《時代週刊》而震驚了世界後，蔣介石才急忙撥款賬災，但賬災款項卻給腐敗的手下官員及地區軍頭七除八扣，真正落入災民手中的所餘無幾，儘管蔣介石努力反貪腐殺了一批官員，成效還是不大……

蔣介石意識不到的是：其實人民才是政府的基石，放棄人民就等如自毀長城－－那些餓瘋了的飢民可以比日本軍隊還危險，對此看得最清楚的反而是日本在華北的最高司令岡村寧次，他狡猾地利用糧食來收買災民，結果災民果然替日本軍襲擊國民政府軍，把五萬政府軍繳了械。電影中蔣介石知道消息後，只有無奈歎息，因為他實在無法怪責那些叛變的災民。導演藉著岡村寧次的口，說出全片的總結語：「人必須首先是人，然後才是中國人。」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中國政府不把中國人當做人，那中國人也不會把自己當做中國人。電影最後交待蔣介石最終失去了中國大陸，那也是合乎因果的：當年他犧牲了人民和土地，來保存政府和軍隊，最終就只剩下軍隊和政府，失去了土地和人民……

馮小剛導演《走近1942》電影片段：

除了蔣介石和財主的故事外，馮小剛亦加插了一位天主教神父（張涵予飾）的逃荒經歷，藉此來反問「天理何在」－－神父在逃荒的初期，認為災害是天譴，不斷把災民的苦難歸咎於災民不信神，沿途游說他們及時歸信以得救……但當他目睹逃荒災民被日軍濫殺、屍橫遍野的場面後，信仰開始動搖了，質疑在苦難發生時，神到底去了哪裡？

就像基督教神學在經過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空前大慘劇後，無法不質疑「苦難是神的意旨」或「神是全知全善全能」這些說法；同樣馮小剛亦質疑了天主教傳統那種對神的論述，但他卻在片末給出自己對「神」的理解－－當家破人亡的財主最後孤身在陝西邊境的茫茫雪海，準備放棄自己的生命時，卻意外碰到一個剛剛死了母親的小孤女，財主問小孤女打算怎樣，小孤女說她已沒有認識的人（親人），也不知前路可以怎樣走，財主便對她說：「只要你叫我一聲『爺』，咱們便算是認識（親人）的了。」小孤女便叫了財主一聲「爺」，財主隨即認了小孤女做「孫女」，順手拿起死去的婦人的行李，牽著小孤女的手一起尋活路走下去……電影結尾以字幕交待二人最終活了下來，而小孤女就是作者的母親。

「神」，沒有讓天災不出現，沒有令災民得以溫飽，也沒有停止日軍戰機的狂轟濫炸，但最終卻在財主和小孤女那雙緊拖的手中，罕有地露了一露面。

後記：筆者在戲院看這電影時，當看到災民的慘狀，周遭不少觀眾都笑起來，像看喜劇一樣－－甚麼時候我們的心已淪落成這樣？是不是香港社會已太多怨氣，令活在其中的人不自覺地失去了同情共感的能力？在某角度而言，那些取笑災民的觀眾，其實比災民更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