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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馥五戒香──染污離,清凈生;煩惱滅,菩提增

茫茫大海,浩瀚無際;驚濤駭浪,萬馬奔騰;潮漲潮落,深不可測,這就是翻騰的大海,簇擁著洶湧的力量;

廣闊大漠,疊疊沙丘;灼人熱浪,毒辣如焚;黃沙如雪,北風夜吼,這就是死寂的沙漠,凝固了一無所有的荒蕪;

高峻險峰,鬼斧神工;莽蒼松林,逶迤綿延;深谷幽潭,森然陰慘,這就是雲濃霧密的萬壑千峰,重疊了險峻崢嶸的直插雲霄。

如果要在鯨波萬里中暢快遨遊,如果要穿越衰颯空寂的荒漠,如果要攀登兀突奇峭的絕壁險峰,探險者們必須確保完善裝備,才能有效地提高成功的可能性。同樣地,對於佛教修行者來說,要從生死流轉,無有止境的輪回中解脫出來,祇有精進修行戒、定、慧,才有可能止息煩惱,得到現世益處,並最終消除三界生死缺憾。在此其中,戒學被認為是學佛之基,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 所以梁朝慧皎法師說:「入道即以戒律為本。」五戒,則是在家眾受持的根本戒律,是原始佛教倫理思想的性質和主要內容。[1]

早期宗教的發展,從祭祀祈禱的迷信信仰逐步轉為倫理道德意義的宗教,此謂之宗教的倫理化。在中國文化中,這個進程比較早就實現了。在周公時期,中國文化中的「天」概念就由殷商時期的至上神觀念的「帝」信仰,轉變為倫理的道德義的「天命」概念,此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從此,中國文化的本質特徵由宗教的精神轉向為理性的倫理精神。

重視倫理而非宗教也被認為是原始佛教的特質,原始佛教重視倫理的作用,而不主張宗教迷信,與同時代的印度其它宗教相比,極為重視道德教化,被公認為是佛陀教義的一大突出特徵。佛陀數十年東奔西走,苦口婆心地向許多人說教,無不是勸人棄惡修善,按合理的道德規範自我控制言行,起碼做一個有道德的好人。佛陀的緣起論、業力論、修道論等學說,無不落實倫理實踐,可以用「七佛通戒偈」中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個字總括之。[2]

在佛陀的時代,業報輪回理論是當時印度社會與婆羅門「祭祀」理論相反的觀點。當時祭祀、拜火風俗盛行,以此祀神祈福。佛陀對此的看法卻不同,在《雜阿含經》第93經中,記載了一長身婆羅門作「邪盛大會」,準備以七百隻牛及羊犢、種種小蟲都綁來以供祭祀,來到佛陀處請問辦大會的辦法,佛陀告訴他這樣做不僅不能行施作福,反而會造大罪業。這裡顯示出佛陀重視的不是外在的祭祀,他更重視基本的倫理責任和內心的品德修養。《雜阿含經》1039、1940經記載了兩個婆羅門奉持婆羅門的齋法,期望以此獲福,但佛陀告訴他們這樣做沒什麽意義。佛陀認為,如果一個人不行十善業,即使他做齋法,也得不到清凈。而如果行十善業,即使他不做齋法,也得清凈。正如佛陀所說:「婆羅門,我不在祭臺上點燃木樹,我所燃之光在心裡。以此永恆不滅的火花,控制一己的慾望,我把生命變成更高貴。[3]

這種重視倫理行為的自解脫思想是由原始佛教的正確知見所決定的。不受任何幻相迷惑,不帶任何主觀成見,不被任何學說和權威制約,不摻雜任何感情,以極度清純明凈的心「如實知見」宇宙人生的真實面目,被佛陀強調為了生脫死的訣要,乃佛陀教義的心髓所在。佛陀如實知見的真實,不像世間絕大多數宗教、哲學那樣,首先預設一個本體、本元、大梵、上帝,而是從理性思辨出發,從紛紜萬象中概括出普遍規律——緣起法則,運用緣起法則,如實綜觀人自身及宇宙萬有,分析世界的基本結構,從而得出「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結論,將眾生生死苦惱的根本原因,歸結為不能如實觀無常、無我而生的認識上的謬誤、執著。[4]與其它印度宗教一樣,佛教是要求知識與行為,理論與實踐合一的。當哲學能使人了解真實,進而對行為有所規範的時候,哲學才是有意義的。了解宇宙和人不是哲學的最終目的,祗是過程而已。知識或智慧的最後目的是解脫。在《聖求經》中佛陀指出,他所要找尋的是超越生、老、病、死的世界。佛陀重視個人的修養以及道德的修持以求解脫。[5]

佛陀的道德教化,以緣起法則、業力因果說為理論依據,不依神意,不依社會契約,而著眼於個人今世、後世及究竟的利樂,因而具有很好的社會教化效益,在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諧調人際關係、促進社會安定方面,長期以往,至今仍具有巨大的積極作用。[6]1993年,在美國的芝加哥召開了著名的宗教議會會議,為適應日益加劇的全球化和多元化趨勢,世界各宗教的代表共同發佈了著名的「世界宗教議會宣言」,即《全球倫理普世宣言》,在這倫理底線下「全球倫理宣言」提出了「四條不可取消的指令」,即:

一、一種非暴力和敬重生命的文化:「不可殺人」!

二、一種團結的文化和公正的經濟秩序:「不可偷盜」!

三、一種寬容的文化和誠實的生活:「不可撒謊」!

四、一種男女之間權利平等與夥伴關係的文化:「不可姦淫」![7]

因此,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佛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制定了的五戒,就是為了幫助弟子實現人生的平安、健康和快樂,乃至解脫,目的是凸現了對人生的本質、人生的價值以及生命完善的途徑和境界的理解和探索。

延伸閱讀:

方立天:〈中國佛教倫理及其哲學基礎〉,《哲學與文化》第259期(1995.12),頁1136-1147。

劉述先著:《全球倫理與宗敎對話》,台北:立緖文化,2001年。

《雜阿含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02 冊 No. 0099。

《中阿含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01 冊 No. 0026。

《優婆塞戒經》卷六,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24 冊 No. 1488。

釋道然,法號常修,字道然。廣東順德人。出家前獲文學學士學位,遊戲文字,任職策劃。2001年隨大嶼山嶼山蘭若上衍下空法師出家,次年圓具於寶蓮禪寺。先後求學於香港大學、南京大學和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分別取得佛學碩士和宗教哲學碩士等學位。好樂念佛與寫詩,喜愛欣賞蠟筆畫。相信「世上無難事,祇怕有心人。


[1] 黃夏年:〈佛教倫理的現代意義〉,《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第6期(2003年),頁64。

[2] 陳兵:《佛陀的智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292。

[3] 劉鹿鳴:《基於〈雜阿含經〉的原始佛教思想簡論》(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5月),頁40。

[4] 劉滄龍:〈尼采對佛教的批評及兩者形上思想之比較〉,《華梵大學第六次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華梵大學哲學系,2002.07 ),頁392。

[5] David J.,Kalupahana, Buddhist Philosophy: a Historical Analysis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6), pp. 56-57.

[6] 同註2。。

[7] Hans Küng, and Karl-Josef Kuschel, “ A Global Ethic: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in Chicago, Ill.,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 1993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1993), pp.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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