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們的工作如何有意義，無論如何通過正能量轉化人和事令工作更加愉快，工作始終是工作。一般人視工作為賺取工資以換取更多自由和享受的途徑，而非生活的目標和意義。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卡納曼（Daniel Kahneman）和其他學者的共同研究指出，我們主觀的快樂感受與如何運用時間有關。研究又發現，高收入群組傾向分配更多時間於工作、「被迫使」的非工作活動（如購物及照顧小孩）和主動的娛樂活動（如運動），反而運用較少時間於被動的娛樂活動（如看電視）。他認為這些高收入群組對於額外時間的分配，「平均沒有為他們帶來更多的快樂，反而為他們帶來略為更高的壓力和緊張。」[1]

這些壓力和緊張會減低大家當下體驗到的快樂（moment-to-moment experienced happiness），但可能伴隨人生使命的完成（goal attainment），增加我們對生命滿足感的認同（judgments of life satisfaction）。[2] 舉例而言，沒有人喜歡做房奴或深夜因為照顧小孩而睡眠不足，但是能夠有車有樓有圓滿家庭，這一份人生使命的完成，卻讓我們感到人生的意義、滿足和幸福，願意犧牲一時半刻的快樂。這項研究指出高收入有更大可能增加人生長線的滿足感，但不一定對當下感受到的快樂有幫助。

就快樂而言，大家對真正的快樂感（我們真實的感受）、别人是否覺得我們快樂（別人的眼光），和我們是否擁有快樂的途徑（金錢、工作、家庭、物質生活等等）三者之間的關係，不容易分辨。我們的工作和財富久而久之為我們的身份定位，甚至當失去了這些東西時，我們覺得失去自我肯定和別人的認同。最壞的情況是當不幸破產或失業時，連自我尊嚴和精神支柱亦同時被摧毁。

西方社會對快樂的定義是隨著時代演變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主張美好的人生（Good Life）是以道德去衡量，其後霍布斯（Thomas Hobbes）則將好壞以享受到快樂和痛苦來定義。[3]快樂後來由享樂改為功能上的用途定義，起初如邊沁（Jeremy Bentham）強調社會的功用（utility）和福祉，後來演變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強調個人的功用和滿足。西方經濟學最終將生產和消費、功用與個人及社會的快樂連結在一起。

Kahneman和他的研究團隊認為，大家或許過分強調傳統的成就（如收入）對快樂的貢獻。[4]美國經濟學家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著名悖論Easterlin Paradox 指出，雖然在個人層面上收入提升有助個人的福祉；但在國家層面，以實質收入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計算的經濟增長，與呈報的福祉水平（reported well-being）並非有很大的關連。若果相對收入（relative income）保持穩定而絕對收入（absolute income）水平提高，個人的福祉或許不會改變。[5]研究證明收入的提高增加快樂的機會和渠道，但長遠對人的福祉的影響反而不大。[6]大家可能會問，經濟理論不是强調收入、功用和快樂的關係嗎？如果日做夜做升職加薪，社會經濟發展都不能讓人感到更幸福，那發展所為何事呢？下期再續。

[1] Kahneman, Daniel et al. (2006). Would You be Happier if You Were Richer? A Focusing Illusion.  Science, 312, 1908-1910.

[2] 同上

[3] Puntasen, Apichai. (2007). Buddhist Economics is Needed as a New Paradigm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Wellness) (p.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ppiness and Public Policy, Bangkok.

[4] 同2

[5] Easterlin, Richard A. (1995).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7, 35-47.

[6] Easterlin, Richard A. (2003).Building a Better Theory of Well-Being.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742 (March),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