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能夠住世，除了仰賴弘法者的積極弘揚之外，還要依靠護法們的保護。嚴寬祜、崔常敏夫婦二人創辦佛經流通處，除了積極流通佛法，亦不忘護佛法藏。於這次訪問的過程中，崔常敏老居士透露有許多珍貴的佛典，其實是他們從廢紙堆中「搶救」下來的。
創辦佛經印送處
嚴寬祜老居士（1924－2014），本名祜邦。他是虛雲老和尚的皈依弟子，「寬祜」是老和尚給他取的法名。1953年嚴老居士依東林念佛堂的定西老和尚受五戒。其後，他更與妻子崔常敏居士在念佛堂，共同受持菩薩戒。崔居士回憶當年她與丈夫學佛的情景：「那時候，我們每逢周日都會一起到念佛堂聽經聞法。」
無論在事業上或者在弘法利生方面，崔居士都是嚴老的得力助手。五十年代的香港，佛教逐漸興盛，而大眾的聞法熱誠也日益增加。然而，那時候想恭請佛經並不容易。崔居士表示：「那年代沒有影印機，就連普通的墨水亦十分罕見。如果我們想要請佛經，作個人讀誦修持，通常都是自行抄寫。｣
為方便大眾容易請到佛經，嚴老居士於1955年自資，在他「利生公司」的辦公樓上——文咸西街42號3樓——創辦佛經印送處，印贈佛經，弘法利生。
從印送處到佛經流通處
嚴老居士的發心難能可貴，但從現實的層面，印贈經書需要資金成本。對此，崔居士表示：「如果我們沒有資金，又想印贈經書，那麼就需要籌款。」不過籌款印經，在當時的環境也並不容易。為讓佛經可以不需籌款，又能夠持續流通，嚴老居士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以工本價流通」，遂將「佛經印送處」改名為「佛經流通處」。
如此一來，佛經流通處便為本地僧俗二眾，持續不斷的提供各類經書法物。由於流通處的佛書種類極廣，加上嚴老居士營運有道，使得流通處的名聲遠播東南亞各地，各處的佛教徒於是紛紛向流通處落單應購。「當時許多老法師來找我們印經，譬如筏可大和尚、南亭老法師、道源老法師等等，我們也因此變得熟絡。與我們緣份最深的，便是大家熟悉的星雲大師，我們相識至今已超過六十年了。」
毫無執著地布施
嚴老居士主持流通處整整十年，其間流通處員工的工資由利生公司支付，崔居士則擔任義務會計和佛經校對工作。在嚴老居士主理的期間，流通的佛經逾百萬部，並刊印十餘種的佛菩薩聖像。刊印流通的佛經及法物，完全以成本價流通。崔居士形容流通處像是一條「中間航道」，讓佛經及法物順利運載到需要的人士手中。
在那個資訊流通不易的年代，能夠成立一個不為盈利的流通處，不論是對佛法的弘揚或法藏的流通，都是一樁巨大貢獻。然而大功臣之一的崔居士，在談及當年所創立的流通處時，態度平和輕描淡寫，讓人更能感受到他們不居功、不好名的護持佛教的純淨發心。1965年，嚴老居士將流通處所有的經書、出版物、財物等等，全部送給智開法師，由他打理，並繼續流通經書法物。崔居士淡然道：「我們做生意，生活繁忙，生涯飄泊，那些資料應交由出家人保管。
「再者，主持流通處的人，時常需要與人書信往來。智開法師的中文文筆好、造詣高，這有助與海外人士溝通，於是我們便將流通處交由他打理。」
廢紙堆中搶救佛典
嚴老居士的利生公司主要經營出口貿易，生意遠及泰國、星馬等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嚴老居士在一次偶然的聚會，竟為佛教搶救了許多彌足珍貴的法寶。
六十年代中末期，內地發生文化大革命，佛教經典遭受摧毀。崔居士憶述：「那時候破舊立新，許多佛經被送往紙廠，作紙漿原料。由於我們代理毛邊紙，所以嚴先生經常要到廣州與廠商洽談。
「某次，他被廠商邀請到紙廠參觀。當他去到紙廠的時候，發現造紙廠的所謂『廢紙』全是古籍佛典。」嚴老居士見此慘狀，深感痛心。「他於是以做生意的方法，要求廠方出售那些『廢紙』，並向他們提出收購同類的『廢紙』。」
廢紙可以賣錢，廠方當然一口應承。於是一批批「用麻布袋包裹的『廢紙』，價格以噸計算」，便迅速地運到香港，嚴老居士全部收購。
堆積如山的麻布袋裏，「有些只找到一、兩本佛經，有些甚至一本也找不到。」然而，在一大堆廢紙中尋找佛經，感覺猶如沙裏淘金，偶然會教人驚喜，「有時會找到零星但卻珍貴的善本，譬如明版的《南藏》、《北藏》。」崔居士欣慰地說：「現在許多佛經版本都是我們那時候在那堆『廢紙』中搶救出來的，譬如一套清刻大字《龍藏經》、東林念佛堂的《龍藏》。」
嚴老居士夫婦費煞苦心，在廢紙堆中挑出佛經，加以整理，珍貴的善本保留下來，重複或普通的則訂價流通，或贈送佛教團體及寺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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