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1978年才三十出頭的堪珠仁波切，來自印度南部的藏人社區，八歲時被確認為一位轉世者，開始他今生的修行，近年更開展在香港的弘法事業。
訪問是在8月下旬，為了配合仁波切訪港的時間和行程，於中環某大商場走廊邊上的咖啡座，斷斷續續進行的。事隔兩個月了，重聽錄音，那紛擾嘈雜、人聲打岔的場景，又重現腦海，浮躁的感覺再度來襲，又提供一個修習安忍的上好機會。事實上，我們每天都活在浮躁中，浮躁的心很易滑落壞情緒，而佛法教我們覺知、安忍、轉念。
向香港人說法
「香港人不快樂，」堪珠仁波切說，「這是我要來香港弘法的原因。」他用帶印度腔的有限英文，回應我的彆腳英語，我們從他最初的香港因緣聊起來。
仁波切清楚記得2004年底應某佛教組織之邀出席宗教活動，第一次來到香港，接觸到本地人。他發現香港人儘管物質生活大致不賴，卻並不快樂。不快樂，可能各人背後有不同的故事，而前來參與法會者，其實已走出了一大步，至少有信仰的支持。
「可是，光參加法會還是不夠的，對宗教活動熱情參與當然很好，但心出了問題，如不懂佛法智慧，不知道怎樣處理。法會儀式過後，又如何呢？」他說，「看著他們苦惱的臉，我希望可做點事。」
香港人的不快樂指數越來越高，煩惱都寫到面容上了，而信眾雖有求法之心，卻不知道怎樣走上清淨之道，無從入手，需要接引。仁波切看在眼裡，決定用他所學所懂的度我們出離苦海，遂開始這幾年來印度、香港兩邊走的行腳。
他慨嘆：「香港人的家庭，各成員要不是各有不同宗教，就是根本沒有信仰。一家數口雖然經常有聚會，但往往不會傾訴心事，沒有心靈的支援。我希望教他們佛法，突破精神困境，彼此了解和分享，將心與心連在一起。」
關於弘法，仁波切指出，最好由子女方面著手教導：「就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根本的道理上，教他們，點點滴滴；佛法種子會萌芽茁長，時機到了，遇境逢緣，年輕人就會懂得怎樣運用佛家智慧，幫助自己和家人對治煩惱。」
最喜歡接觸人
「Face to face! （面對面）」他說。他最喜歡接觸人，直接聆聽對方的心聲，並告訴對方自己的建議。平易近人的他，歡迎任何人約見，介紹單張上印著他的兩個聯絡電話號碼──不管他身在何方，任何信眾都可隨時打電話找到他，「Yes, any time!（是的，任何時候！）」他笑著說。
他關心的始終是人，人的心靈。在演講廳演講，運用資訊科技說法，學術交流等，都不是他那杯茶──雖然他去年已獲頒藏傳佛教中代表最高學位的「格西」（Geshe），而且，其前生堪蘇仁波切（Khensur Lobsang Jinpa Rinpoche）是西藏甘丹寺北頂經學院（Gaden Jangtse Monastery）的堪布（住持），以學問高著稱。
堪珠仁波切現在是印度甘丹寺北院嘉絨康村寺（Gyalrong Khangtsen Gaden Jangtse Monastery）的住持，主要負責帶領該寺僧人學習，致力提高其學習水平，同時也關注當地社區居民的生活，不時探訪和提供服務，助學濟貧。
對於僧人的角色，仁波切有這樣的開示：「佛法僧三寶中，佛陀已涅槃，末法眾生無緣見到，而法就是佛陀留給我們的教導，僧伽則負起了保存和弘揚佛法的任務，一代一代的傳承，是眾生信任的對象和學習佛法的渠道，所以僧伽的角色很重要。即使是心地壞的人，也有機會通過僧伽傳揚的佛法而學著向好。」無論到哪裡，身為僧人的他都會隨順眾生需要而弘法，幫助眾生離苦得樂是他的願望：「盡最大的能力幫助最多的人，直到呼吸最後的一口氣！」
至於在香港的事業，他計劃協助一些信眾成立義務組織，給予佛法指導，讓他們自己得到佛法的益處之外，更可如法的幫助有需要的人，自利利他，包括幫助紓解人心苦惱、推動和平、造福人群，以至跨越地域，以香港人的善心，為印度的貧民做些慈善活動等。關於行善，他反覆強調，利益眾生的事，一定要出於清淨純粹的動機，不可假行善之名而自肥，他本人也不要揚名立萬。
「我不要做明星。」仁波切說，「有些人懷著名聞利養之心來利益眾生，很要不得。人與人相知相遇的因緣很難得，誰知道下一生還能不能碰上；人是世上會笑的極少數動物，能互相感知和分享，故此應該惜緣，更應該互相幫助。」
事實上，近年他已號召過香港的信眾捐助彼邦村落安裝太陽能街燈、為寺院購置發電機等，未來可為香港、印度以至其他地方做的事，還有很多很多。雖然目前資源匱乏，他希望他協助成立的義務組織可從一個細小的起點開始，一點一點踏實的做，慢慢壯大，不緩不急，最重要的是發心，其他的還看因緣。
轉世者的故事
關於他個人呢？我知道仁波切撰寫了自傳，交代他的前世今生，和怎樣給認證為轉世者，怎樣在寺院成長並度過二十個年頭以上。他說：「自傳已譯出了中文稿，還在修訂，可是我個人的事畢竟毫不重要，所以也沒有計劃何時將它完成。」
藏傳佛教給人濃重的神秘色彩，特別是轉世者的特殊經驗，應該很多人像我一樣，想讀讀他的自傳，既出於好奇，也想多一點認識藏傳佛教的傳統。「但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僧人而已，並沒有什麼過人之處；我要學習的還有很多，還需要更多的社會閱歷，以及學習一些人際關係等。」他不想別人將他放大，只希望大家一起共同創造美好的社會。
修行人的神通力呢？「我沒有神通的。」這是他給我的答案。不過，他也說，「有神通力的大德是不會告訴別人的。」──那到底有或沒有呢？不重要！
世上普通人，總帶著各種煩惱，那麼仁波切本人又如何？自十歲起的寺院修行生活，有沒有感到壓力的時候？這方面，仁波切倒很樂意透露一點他的成長歲月，包括他的童年「瘀」事。
他說小時候並不特別聰敏，也很討厭讀書，覺得學習知識對頭腦一點幫助也沒有，很抗拒，甚至見到書本，心已卜卜的跳。所以當他八歲時，一些僧人尋找堪蘇仁波切的轉世而找上門，他的父母也很懷疑，家裡這傻小子怎會是大修行人轉生，是不是搞錯了……
當被送到寺院後，他曾因為想念家人而不時哭泣，也因為沒有自由而經常抱怨，但作為轉世者，他需要精進的學習，不管自願不自願。其實，小孩子當然想家、愛玩，而且二十多年前，寺院的生活真的很刻苦。看仁波切兒時照片，相信他是很乖的孩子，應該很好帶，仁波切也承認他是很孝順父母的。
仁波切說，當他在寺院初次捧讀佛經時，有種很熟悉的感覺，很歡喜，並不像在家般要躲開書本。可是，前世的資糧也並不提供今世的學習捷徑，老師儘管說了一大堆，他都摸不著頭腦，只好向老師求救，老師便教他持文殊咒，早晚的唸咒，此外還是照樣繼續學習。這樣刻苦、老實的學習下，頭腦也慢慢開竅，漸漸耳聰目明。
動機行為一致
一直到十六歲時，他的課業特別重，有很多背誦功課，又要努力溫習以應付每天的辯經（藏傳佛教獨有的學習方式），從早到晚的繁重溫習，令他大為反感。年輕的心渴望掙脫束縛，仁波切與管束他學習的老師大力抗爭：為何他就不能擁有其他僧侶的行動自由？為何就不能去別的地方？……結果當然是反對無效──「就像給收進監獄去！」他說。這處境讓我聯想起香港的苦讀會考生。
於是仁波切只好投入全副精神，埋首溫習，終於捱過了那段難熬歲月，於1994年順利取得榮譽學位；其後，十八歲成年，他重獲「人身自由」。此時，他反倒沒有離開寺院，也沒有中斷他的學習，並在2000年，再得榮譽碩士學位，以及去年考取相當於佛學博士學位的格西資格，不負他那作為學問僧的前生。
仁波切說，他的英語是成長以後，用三年時間自學的，而電腦也是在2001年自發學習的。相信這是因為他有弘法的心願，動機清晰，知道需要裝備自己，於是一步一腳印，踏實的走過來。
大抵作為一位轉世者，堪珠仁波切在學習佛學、佛法方面的確較有潛質，但最大的成功條件還是在於長期專注、潛心苦學，而不是什麼神秘經驗使然。他來香港弘法，是出於本願，也是隨順因緣，從零開始，但動機與行為一致，故無須猶豫，無懼障礙，難行能行。他反覆說著自己只是一介平凡小僧，沒什麼特別的能耐，只是發願度脫眾生，將終生為此而努力；從另一角度看，這不就是乘願再來的菩薩行嗎！
這再來人有什麼話寄予我們的讀者呢？堪珠仁波切一臉認真地說：「如果可以的話，我們應該好好實踐佛法；如果不能發心幫助他人，至少不要做出傷害他人的事。」這真是很務實、很樸素的開示，也是最基本的「硬道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