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尊住世的時候，佛教如水乳交融，純是一味，並沒有派別之分。佛陀圓寂百餘年後，弟子們便起紛爭，分裂為上座部與大眾部。上座部是保守主義，保守派多是長老大德比丘，但是進步的非常緩慢；而大眾部則屬創新派，多是少壯英年比丘，卻發展的非常迅速。這正因為時代經常變遷，人們所處的境遇也時有不同，大家都能適應環境，應病與藥。如果仍舊墨守成規，一成不變，不問社會如何演變，一味我行我素，則佛教必為時代所淘汰。

佛教自漢明帝時傳入中國，三國時代發揚光大，到了隋唐時代，是最鼎盛的時期，自宋以後，佛教雖然漸衰，仍能屹立不倒，因為中國佛教除了三武一宗滅佛之外，歷朝君王莫不崇奉與保護，修寺敬僧與弘法利生，亦多由朝廷負責，出家人的一切衣食住行，全部不必操心。

但自西元1911年以來，軍閥爭權，各自為政，力圖擴張自己勢力，要消滅對方，於是導致內戰。由於內戰不止，國家力量日益耗散，而日本早有野心，正好有機可乘，趁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發動盧溝橋事變。日本大舉進攻北京與天津等地，舉國形勢日趨嚴峻，這時我國內部始合作起來，共同抗日。當1945年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之後，內部又復分裂，中國始終未有統一起來。

自1911年，當時的執政人物，終日東征西戰，那有時間顧及佛教？「無娘的孩子」處處要靠自己。以前「依賴父母」成了習慣，現在全部要靠自己，措手不及，佛教人士更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有如一盤散沙，無法收拾，其中更有龍蛇混雜，良莠不齊，百孔千瘡，於是佛教便一落千丈了。

釋迦佛若然生在現在的中國，他的作風與制度、戒律與思想、禮儀與服裝等都一定不同。如律制中比丘半月浴過戒，及不得立大小便戒等，在中國就無法實行，服裝方面也與印度有異。釋迦佛平素說法都是應機施教，因勢利導，並非拘泥不知變通的。他既能應甚麼根器而說甚麼法，可見必能入鄉隨俗與和光同塵，他絕對不會標新立異，又不會固守成見。律中有說︰「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即是此意。

儒釋道三教既在中國一向有國王崇敬與擁護，故二千多年來，大家公認我國有三大宗教。自1949年後，道教與儒教在國外也告式微，唯佛教在世界上依然光芒萬丈，與印度教、基督教、回教，並稱世界四大宗教。須知回教有阿拉伯政府保護；基督教有英美與羅馬政府認許；小乘佛教在錫蘭、泰國等地有政府護持；大乘佛教在日本韓國也有政府協助，我們中國佛教經歷過去數十年的衰落，當時正值國情混亂，政府對宗教亦無暇照顧。細細想來，我們四眾弟子，應該覺悟，為佛教而努力，通力合作，自強不息，為佛教找個安身立命之處！

筆者以為，在這個科學發達與物質文明的時代，要想發揚佛教，續佛慧命，首要多辦些有益於社會的事業，諸如學校與安老院，弱智兒童所與醫院等慈善機構。一是對社會有裨益，政府民間對我佛教必有好感；二是藉此直接吸收更多在家佛教徒入教工作，間接吸引外來非佛教徒對佛教產生興趣。否則，非但不能吸引非佛教徒進入佛門，就是佛教信徒也得往外教機構工作，經過長期潛移默化，結果信了外教。還有，佛教家庭的父母，總想兒女和自己一樣信奉佛教，費盡心機替孩子選擇佛教學校就讀，不料佛教學校額滿見遺，祇好跑到外教學校去讀新舊約，這是多麼可悲可嘆的事！我們一部分佛教徒對這種社會慈善事業，不僅沒有竭力推行，相反，見到有人不辭辛勞努力去辦，卻要竭力反對，佛教怎能發揚光大？

我們不但對學校醫院等要努力去辦，就是社會任何一切正當有益的活動事項，均應悉力以赴，因為要度那一類的眾生，就得參加那一類的場所。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十九〈摩訶薩品〉所云：「應以何身得義利者，即便現受令彼獲益。」

我們中國比丘除受小乘戒外，仍要受大乘菩薩戒，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行菩薩道之方法不出修六度行四攝，其實六度四攝詞句有異，其義理沒有多大差別。如六度與四攝兩者所提及的布施均相同。六度中之持戒，戒有止持與作持，小乘人的止持，其義即不許作，作則犯戒；大乘人的作持，其義是一定要作，不作就犯了戒。但大乘人有積極意義的作持，恰恰就是小乘人的止持的進一步，因此不能以小乘人的止持，非議大乘人的作持，因為大乘戒與小乘戒，一向稱為不共學戒。菩薩行四攝法一定要持戒與行忍辱，勇猛精進，具足定力及有善巧方便的智慧，由此可知，四攝與六度是同體異名的。

四攝法中首先要行布施。菩薩欲化導眾生，必須以財法施利益眾生。《維摩詰所說經》卷二所謂︰「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其次是愛語攝，菩薩隨順眾生根性，經常以軟語安慰眾生。三是利行攝，凡菩薩生起身口意三業，都要令眾生得到利益。四是同事攝，菩薩要和光同塵，眾生作甚麼工作，菩薩也隨其所作，令他得益，心生歡喜。菩薩發菩提心，必定以此四種方針攝化眾生。

六祖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所以佛教徒一定要投入社會，積極人生，努力事業，做好典範，廣度眾生，超出三界，離苦得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