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管治的百多年間，港英政府對不同宗教信仰大抵採取一定開放且尊重的態度；但政府在制定政策的取向上，卻無可避免地在西方與華人信仰之間有所取捨、側重，形成儒、釋、道三教普遍的政治地位不如天主教及基督教。近代香港佛教發展最蓬勃的階段，大約是在二戰前開始，一直到九十年代為止。這段期間除了佛教場所的數量以倍數增加之外，佛教界亦興辦的社會福利、教育和文化事業，對大眾貢獻良多。可以說，佛教團體在這短短數十年間，發揮積極影響力，成為香港整體社會服務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近年，各種各樣的香港歷史研究方興末艾，無論是主流學界還是民間學者，都陸續重視運用官方所藏的歷史檔案作為重要的一手研究材料之一。我們在研究近代香港佛教史時，是否也可以循此理路，透過分析若干重點檔案，一窺港英政府與佛教界的互動關係？作為研究系列之首，讓我們先從「齋堂」問題談起。

齋堂調查報告

危丁明在一篇關於香港傳統宗教管理與法規的文章提到，「香港關於管理傳統宗教立法的基本方向是非意識型態的，沒有區分正統宗教與民間信仰。」[1] 在參考一系列以「齋堂」（Chai Tong）為標題的檔案後，我們發現與佛教相關的討論。這也不難理解，大多數人本來就將齋堂理解為私人佛堂。簡而言之，政府從來未有就儒、釋、道乃至民間傳統信仰的宗教場所的名稱作嚴格區分。「齋堂」在檔案中的用途極為廣泛，試想像一下，寶蓮禪寺、東普陀、青山寺等寺院，在當時高級公務員的筆下，被形容為是一間齋堂，這反應了一種怎樣的管理思維？

在1950年代中期開始，政府積極指派理民府[2]調查各區內所有廟宇、齋堂的情況，並要求各鄉事委員會主席提交如名稱、地址、是否有領有牌照等。以下是大埔理民官華樂庭（J. C. C. Walden）發給其管理範圍內共七位鄉委會[3]主席的公函：

［敬］啟者：希早日將  貴區內之所有齋堂名稱及其詳細地址報告本署，同時其中有無領有牌照者亦希一併賜知為盼。

此致
鄉委會主席

新界大埔理民府啟
1957年7月22日

公函發出後，各鄉委會立刻派人查明區內情況，很快便呈報理民府。除西貢鄉委會主席明言區內「全無齋堂設立」外，其餘六個鄉委會共上報五十二間齋堂的資料。當中大埔和沙田附上的呈報表值得我們注意。大埔鄉委會主席報告的十二間齋堂裏，至少有一半是佛教道場：四家由法師主持，分別是靈顯法院、聖觀林、慈雲法宇及性成堂－－靈顯法院、聖觀林及性成堂的住持均為東普院茂峰法師高足；另外尚有梅修精舍、白蓮台等，明顯與佛教有關，例如梅修精舍是印順導師1950年來港時掛單之處。至於沙田鄉委會主席吳松熾呈報的二十五間齋堂，則有我們熟悉的寺院和道場如般若精舍、普明苑、菩提園[4]、道榮園、慈航淨院、西林寺、萬佛寺等。

華樂庭在收集資料後，在同年9月的鄉委會主席會議上，表示對得知區內有這麼多齋堂感到驚訝。從會議的紀錄摘要可見，沙田主席吳松熾曾詳盡解釋齋堂的來源、功用及相關的習俗。由於尚未找到當年的完整會議紀錄，我們暫時無法就此作詳細分析。不過兩年後，在一封由華樂庭發給華民政務司（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麥道軻（John Crichton McDouall）的便箋（memo）上，他便直接引用吳松熾[5]對齋堂的理解－－齋堂是佛教宗教場所，作為與上級就處理此議題的溝通基礎。我們可以猜測，當時吳松熾在會議上所說的不會與此相去太遠。

從上述資料可見，鄉委會普遍沒有將齋堂、寺院、廟宇、道院等場所嚴格區分起來的意思。對他們而言，齋堂就是食齋修行的地方，佛教僧尼都是持素，那將他們修行之所稱為齋堂，也是合符邏輯之事，而理民府則從來沒有清楚掌握實際情況，在絕大多數況下只能依靠鄉委會呈報的資料，作為討論及制定政策的依據。然而，大埔理民府卻似乎有意識地將齋堂與寺院、廟宇、庵堂等場所分開處理，因為在1956年，即華樂庭的前任理民官黎敦義（D.C Bray），便曾向轄下鄉委會發送類似的調查要求：

［敬］啟者：兹將新界大埔區內經註冊及未經註冊之華人廟宇、寺、庵之名稱分別列表附上，請詳為察閱對  貴區內尚有無其他廟宇、寺、庵等之名稱遺漏，未有載在附表否。如發覺有遺漏時，請為它列明其名稱及地點，報告本署為盼。

此致
鄉委會主席

新界大埔理民府啟
1956年4月24日

黎敦義這裏的意思很清楚，他想查詢區內是否有未按《華人廟宇條例》登記註冊的華人廟宇、寺及庵。對理民府來說，《華人廟宇條例》並未提及齋堂，因此齋堂自然不在查詢之列。其他理民府如離島及元朗，亦分別於1958及1959年提交區內齋堂的名單，其中涵蓋之齋堂，多為佛教寺院與道場，在此不贅。

註冊就是「最好」的方法

那為甚麼理民府會忽然查詢各區齋堂的情況呢？原來和齋堂是否有登記及領有牌照者有關。這裏說的牌照，並非《華人廟宇條例》中廟宇要向華人廟宇委員會登記註冊之事，雖然我們在之後的文章會談論此條例，及整個1950至1960年代政府就華人廟宇政策修訂的取向。其實早在1921年，即在《華人廟宇條例》生效七年之前，政府已注意到齋堂數量激增，因此倡議在賣地章程中加入特別條款，希望能遏止齋堂繼續增加，和防止規避遺產稅的情況出現。這裏所說的特別條款（Special Condition of Sale），刊登在當年憲報編號為「G.N. No. S. 261」的公告中：「凡在該處建築屋宇，如未經理民府發給准照，不得用作齋堂或類似齋堂者。」[6]（“Except with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District Officer, no building erected on the lot shall be used as a “Chai Tong” or for any other purpose of a similar nature.”）

翻查1921年的檔案，北約理民官及民事檢察專員（Crown Solicitor）等高級官員均表示支持對齋堂實施嚴格管理。例如前者在呈給輔政司的公函中指出，就他所知五年前只有一所齋堂在青山，而且名聲也不錯[7]。之後齋堂在沙田、大埔、粉嶺、八鄉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他相信，齋堂表面上供虔信者遠離世俗，專心修行求道，但實際上它們很可能只是為了「招人入會」（subscriptions）而設－－每人貢獻若干金錢。不過，這位理民官也承認他對齋堂為何興旺起來，尚未想到滿意的解釋。他猜度入住齋堂者有可能是為了百年歸老後，齋堂會好好負責殮葬事宜（securing to their members a good funeral）。最後他援引曾聽聞廣東省政府驅逐僧尼、沒收廟產為例子，希望輔政司同意他們聯絡駐廣州領事，查核一下是否有此事及背後的理據。經過一番討論後，政府決定在賣地條款中加入限制，後來又要求所有齋堂登記以取得牌照。

要求齋堂取得牌照的規例其實在1956年已遭廢除，但隨後新界民政署長（District Commissioner, New Territories）何禮文（Ronald Holmes）卻舊事重提，向各理民官查詢其管轄地區內的齋堂是否有正式登記取得牌照，並考慮是否要重新確立此登記制度。不過他在與麥道軻的通訊中則承認，無法追查1921年後所批牌照的行政紀錄，因此他也無從得知其發出條件及審核申請的準則。值得參考的是，原來在1957年，當時的土地事務主任（Land Officer）曾就此事詢問一位年長的丈量員（Demarcator）。丈量員告知這位主任，政府對齋堂實施限制的原因有三個。其一，齋堂的存在鼓勵女性拋棄家庭（encouraged women to desert their families）；其二，他們懷疑齋堂有可能經營私寨（brothel house）；其三，有不少齋堂牽涉騙財（swindle of money）及業權爭執（disputes over the ownership）的情況 。目前我們只能視之為丈量員的個人見解，畢竟在1921年討論規管齋堂之時，負責官員並未明言上述原因。雖然如此，若日後我們能發掘到更多戰前檔案時，相信會對此議題有更深入理解。

回到理民府之所以再度關注齋堂註冊與否的問題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踏入1950年代，政府開始發展新界，土地自然成為公共建設規劃的主要資源。隨著新界面貌大變，各種複雜的搬遷、換地、土地賠償個案日趨增多。政府處事的大方向永遠是傾向減少行政成本，若所有齋堂都已正式註冊，而他們的管理人也是獲理民府核准之人士，那日後必然讓政府在處理土地爭議時變得更輕鬆簡單，甚至對這些宗教場所的管控也將更集中有效。這點正如麥道軻在1959年向何禮文就規管齋堂提出意見時所言，齋堂所在的土地的擁有人最好是由認可組織，而非個人（the title of the land involved was in the name of a recognised body and not ascribed to an individual）。雖然規管齋堂並非逼切議題，政府還是在1950年到1960年這十多年間，多番調查齋堂數目及登記情況、討論可行管理方法，甚至他們還考慮到修訂《新界法例》 （New Territories Ordinance），或將牌照登記之事納入《華人廟宇條例》內。

（待續）

參考資料

香港政府檔案處藏檔案
香港政府憲報（各年）

[1] 危丁明（2007）：〈香港的傳統宗教管理初探――從《文武廟條例》到《華人廟宇條例》〉，《田野與文獻》，第49期，頁43。

[2] 英國租借新界初期，成立理民府（District Office）總理新界事務，最初只分南、北兩約，後來出於行政需要，再細分為大埔、元朗、荃灣、西貢、離島等。理民官是理民府主管，其餘改稱政務專員，回歸後則再改稱為民政事務專員。

[3] 大埔、沙田、西貢、上水、粉嶺、沙頭角、打鼓嶺

[4] 這和荃灣芺蓉山的菩提園是不同的道場。現任志蓮淨苑住持宏勳法師，就是1966年在沙田菩提園依止虛雲老和尚的弟子寬純法師。

[5] 吳松熾是沙田禪悅林、紫霞園及慶雲廬的司理（管理人）

[6] 中譯摘自1934年憲報編號「G.N. No. 364」的公告

[7] 有可能是指青山禪院的前身? 清涼法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