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六日早上，驚悉饒宗頤教授去世，內心不免傷感。饒教授乃今之通才，他觸類旁通，博通群籍、尚友古人，其學博而能專，今天學人當中，已是鳳毛麟角。饒教授早歲習文字，聲韻及方志學，另習書畫，打下良好國學基礎。中年以後，陸續發表甲骨學、楚辭學、歷史學及目錄學論文。自購得英藏斯坦因微縮膠卷後，他即開展敦煌文獻研究，包括《老子想爾注校證》，敦煌漢簡、敦煌詞曲詞譜、敦煌琵琶譜、舞譜、白描畫及《文心雕龍》研究，又隨香港容氏學習古琴。晚年著作重在呈現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包括《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近東開闢史詩》、《梵學集》、《新出土文獻論證》及《西南文化創世紀》諸作，同時他又擔任重要學術期刊《敦煌吐魯番研究》主編，另創辦《華學》期刊。饒教授詩文俱佳，精鑑賞，擅書畫，作品融鑄敦煌氣韻，風格多變。他的研究，在在體現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

我初聽饒宗頤教授名字，源於三十年前電視播放的「絲綢之路」，第二集介紹敦煌莫高窟，主持訪問時任香港中文大學的饒教授，他提到如來三十二相，佛與菩薩結伽趺坐的問題，敦煌石窟菩薩交腳而坐，謂「交腳乃伽趺一種，如來乃佛的坐法，為全伽跌坐，菩薩的坐為半伽趺」。短短一分鐘的片段，讓我印象深刻。看畢紀錄片，我對敦煌及絲綢之路產生了濃厚興趣。多年後，我將閱讀饒教授敦煌文學論文筆記整理成篇出版，作為學習的階段性總結。

九十年代，我有幸多次聽饒公講學，親聆教益，包括九七年「關於漢字起源的新問題」專題演講；九九年「廿一世紀中國書畫」；千禧年「戰國簡」學術研討會；零一年「青州龍興寺出土佛教造像展研討會」；零二年於香港公共圖書館總館的「詩的欣賞──介紹最古的《詩》說」及於香港大學的「六祖與新州」專題演講；零三年於香港中文大學的「《詩》與古史：從新州出土楚簡談玄鳥傳說與早期殷史」專題講座。以上諸講，範疇廣大，足見他於不同領域均有獨到體會。作為後學，我能親聆聽講，如沐春風，今天想來，實在幸運。

千禧以後，我隨藏學家王堯教授問學，王饒二公早於八十年代已認識。王教授及陳踐二君，撰有〈吐蕃時期的占卜研究〉一文，礙於當時氣候，無法在國內出版。饒教授二話不說，先為之作序並推薦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促成漢藏學術交流的一段美麗因緣。2013年，王教授應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邀請，擔任第二屆「饒宗頤講座」主講嘉賓，席間饒教授不單親題「藏學前驅」條幅予王教授，還破天荒聽畢兩小時的學術講座，可見百歲饒公，除書畫外，對學術興趣仍舊一點不減。

二零一零年，我因緣際會，進入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工作，在濃厚的學術氣氛下，可以直接親炙饒公，多見饒公。在饒館工作，收穫之一，無疑是可以飽覽饒公藏書，直接了解他的治學範疇和方法。學術館珍本應有盡有，除簽題本及其他學術用書外，還有廿四小時恆溫的善本特藏室，所藏元明清以至民國初善本多種，其中部份原為葉恭綽藏書。葉老愛於封面寫下題記，所藏顧炎武《顧與治詩》一冊，封面就有毛筆直書：「顧與治與剩和尚一段患難關係，吾粵人不可不知，又卷五送一靈師詩註記一靈欲請以身代剩和尚遣戍，此事未見他書，足廣異閱也。遐翁。」饒教授因緣得藏，或與當日曾為葉公主編《全清詞鈔》的一段因緣有關。二零一一年，我曾協助學術部諸賢編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藏品目錄II：館藏古籍珍善本》。若非在學術館工作，實在無法得知饒公遍讀舊籍之原貌。

二零一三年，我接到一個特別任務，負責與佛學研究中心的駱慧瑛博士編輯已進行多時的《饒宗頤佛學文集》，此難得因緣讓我可以再次認真研讀和學習饒公的佛學論文，並於短時間內盡己所能編校，補上書後記，並於當年書展與《明報月刊》作簡介。書出版後，我特別請饒公題簽留念，饒教授不單題簽，還蓋上印章，嘉惠後學之情，讓我難忘。我感恩有此殊勝因緣，通過編校工作，向饒公學習。

後來，我離開了學術館，然而與館中諸賢，時有往來，是故饒公近況，多有所聞。六日早上，驚悉百歲老人仙逝，內心多少悵惘。今天學貴乎專，與從前專而博者，已非同日而語。饒教授博學而專，留下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十四卷二十冊，在在是認識饒公作為一代通才的重要著作，那是老人留給世間、留給學術界的偉大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