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魯迅大熱勝出，高票當選，成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的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冠軍，可見魯迅在香港教師與學生眼中的地位何等崇高。
一般人談論魯迅，都會集中討論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是他那些具有濃厚社會批判性的文學作品。然而，鮮有提及的是魯迅與佛教深厚的因緣。魯迅一生與佛有緣，而且他在佛學方面也下過頗大的功夫。魯迅的畢生摯友許壽裳（1883-1948）在回憶文中指出：「民三以後，魯迅開始讀佛經，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魯迅學生徐梵澄（1909-2000）於晚年談及對魯迅的回憶，其中談到魯迅的佛學修養時，感概地說：「先生在日本留學時，已研究佛學，揣想其佛學造詣，我至今仍不敢望塵。」徐梵澄年青時曾受魯迅之囑，翻譯尼采的著作，成長後成為了中國著名的宗教專家和印度哲學大家。
魯迅自小便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他不到一周歲時，他爸爸便把他帶到紹興長慶寺皈依，取法名長根，並拜龍祖法師為師，以祈求佛祖保佑。此外，他的孩童回憶，印象甚深的是觀賞目連戲，目連戲是以佛教故事「目蓮救母」為題材，保存於民俗活動中的古老劇種，被譽為中國戲曲的戲祖，魯迅專文談及的目連戲就有〈女吊〉。
剛才提到，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已開始研究佛經了，這該是受到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影響與啟發。章太炎（1869-1936）是清末民初的民主革命家，因為參與維新運動被通緝，流亡日本。他學識淵博，富於創見，被公認為辛亥革命時期最有學問的革命思想家，他的思想受佛教唯識宗影響很深，一生大力提倡佛教，並提出「由佛學易天下」的救世主張。魯迅在日本時參加了章太炎開設的國學講習會，成為章太炎的一名弟子。從魯迅留下來的文章可見，他十分仰慕章太炎的淵博學識，不過在日本期間，魯迅似乎並沒有馬上對佛經產生興趣。
真正鑽研佛經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後，確切說是在1914到1916年（33-35歲）這三年，這時魯迅身處南京。從他的日記可以得知，這段期間他大批購置佛教典籍與著作，反覆沉潛研讀，當中包括《金剛波若經》《阿育王經》《長阿含經》《中阿含經》《維摩詰所說經注》《華嚴經合論》《華嚴經疑論》《觀無量壽佛經圖贊》《大乘起信論》《唐高僧傳》《宋高僧傳》《明高僧傳》等幾十種，可見他對佛學研究興趣甚濃。
在這幾年，魯迅在經書堆中埋頭苦幹，日夜鑽研，除了佛經，幾乎不看別的書。在漢傳佛教的佛學研究上，他對天臺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唯識宗等八大宗派均有涉獵，範圍之廣，鑽研之深，非一般人所能及。從其日記得知，魯迅購買佛經的支出不少，單是1914年4月至12月這九個月內，他就買入了七八十種，共一百二十冊的佛學書籍，花了四十六元，佔了全年買書總款的百分之三十八！日記中還有一天記載他上午拿了工資，下午就去書店買佛經了！可想而知，他對佛學研究是多麼狂熱、多麼著迷！
魯迅不但研究佛經，還自己抄經，甚至出錢請人刻經。眾所周知，魯迅是個十分孝順的人，有一年，他母親魯瑞六十大壽，魯迅就出資托請南京的金陵刻經處刻了一部《百喻經》，又用餘資刻了《地藏十輪經》，作為母親六十大壽的禮物。
魯迅不但研讀佛經，還時常把這些書籍與好友許壽裳和弟弟周作人交換借閱，互為分享。他還與佛教人士往來密切，包括清末佛學領袖楊文會的高足梅光羲，和許壽裳的兄長許季上，許季上是佛教徒，經常與魯迅一起去書店搜購佛書。
有了這幾年研讀佛經的經歷，魯迅的思想漸漸產生了微妙的變化。在許壽裳回憶魯迅的文章裏，便曾記述魯迅向他這樣剖白：
「釋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啟示了，真是大哲！」
這也促使魯迅對生命、對人民形成一種博愛、憐憫的崇高情懷，使得他在病重時還能說出「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且介亭雜文末集·這也是生活》，1936年8月23日）這種心繫社會、心繫人民疾苦、近乎「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慈悲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