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佛教語文學家（philologist） 辛嶋靜志（Prof. Seishi Karashima）的論文結集《佛典語言及傳承》，獲益良多。從辛嶋教授眾多研究與發現，可知要正確讀懂佛經文獻，特別是漢文佛典，除梵語外，還必須具備巴利語，古印度口語（Prakrit）及犍陀羅語（Gāndhārī）等中亞語文知識。他對佛經語言的認識，讀書之廣，分析之微，確實讓筆者大開眼界。

辛嶋教授於東京大學念本科時，已學習梵、藏語文。碩士班時得見訪日的犍陀羅語專家John Brough，了解漢譯佛經典研究的重要。後來他往劍橋大學隨K.R.Norman學習巴利語、犍陀羅語及耆那教經典語言。最終他於北京大學隨季羨林教授念博士，以英語寫就的博士論文《法華經漢譯本與梵藏本對比研究》（The Textual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 in the light of the Sanskrit and Tibetan Versions）於日本出版。此後一直作漢梵佛典比較研究至今，現為創價大學國際高等佛教學研究所教授。

筆者初讀辛嶋教授的文章為〈盂蘭盆之義──自恣日的「飯鉢」〉，內容分析了盂蘭及盂蘭盆的正確意義。他舉出我們熟知的「救倒懸」來自唐代玄應《一切經音義》的說法，玄應博而通的佛教學知識為辛嶋所佩服，後世學者也推測「盂蘭」一詞來自梵文avalambana的俗語ullambana，亦有謂來自巴利語ullumpana或古粟特語urvan等音譯。然而辛嶋認為，玄應雖精通四世紀後通行的梵文，卻不懂梵文成熟前流行的古印度口語及犍陀羅語，結果無法正確釋讀「盂蘭」真義。辛嶋比對古佛經目錄及七世紀的《大周刊定眾經目錄》，看到「盂蘭盆」是「盂蘭」和「盆」的復合詞，並謂「『盂蘭盆』是盛放食物的器皿，因而『盆』就是我們平時用作容器的碗（鉢），自恣日（Pravāraṇā）布施給僧侶時用來盛放食物的容器被稱作『盂蘭盆』。」（頁173）

他續說：

我們可以從「盂蘭」一音推定原語為 olăn(ă)，olăņ(ă)，orăn(ă)或orăņ(ă)[本文筆者案：部份拼寫，電腦未能正確拼出，讀者請參考辛嶋教授原文]。如上所述，「盂蘭」是「鉢」的修飾語，因此可能是義為「美麗」、「大」、「木製的」、「鐵製的」等類的形容詞，也可能是一個表現場所或機會的名詞，或者是表示鉢裏盛放的「水、咖喱、米飯」等詞。考慮到它是在自恣日供奉給僧侶的，而這些僧侶長達三個月沒有托鉢乞食，因此「米飯」是最恰當的可能。

米飯的梵文和巴利文皆為odana，然而他分析梵文-d-在古印度口語，巴利語及犍陀羅語有時可變為-l-，那就是olana。另據他所說，漢譯中原單詞的最後一個元音通常不譯，結果olana變成olan，讀來已跟「盂蘭」一音相近，「因此，『盂蘭』很有可能來自梵文odana（米飯）的口語詞形olana（文獻中還沒有找到該詞形）的音譯。」（頁174）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盂蘭經》可能是Odana Sutra《米飯經》，《盂蘭盆經》就意指「飯鉢經」。辛嶋教授並以嫻熟的語文學知識，客觀通過犍陀羅語及梵語比對，否定玄應千年以來的解釋。從前筆者只知道犍陀羅語作為中亞語言的一種，從沒想過犍陀羅語對佛典翻譯如斯重要，影響如此之大。

辛嶋教授認為，玄應不懂那些中亞語言，結果無法準確漢譯，故《一切經音義》存在一定問題，他討論漢譯佛典時多有舉例，如〈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三）〉分析「瑪腦」一詞，認為其義非如玄應所謂像馬腦（musāragalva）的顏色，而是與綠寶石（aśmagarbha）對應。Aśmagarbha意為石藏，辛嶋分析梵文-śm-在犍陀羅語變為-śv-，aśma（石）變為aśva，而梵文aśva意為馬，結果漢譯者將「石」翻譯成「馬」，「於是筆者推測，漢譯者看到garbha，聯想到腦子，就翻譯為『腦』。」（頁45）後來寫成瑪瑙，本義卻被人忘掉。筆者有感，沒有這種比較語文學的功夫，特別是梵文和犍陀羅語，恐怕這種懸案千年難解。閱辛嶋論文，雖然辛苦，可喜者他還是通過淺白的話語讓讀者理解。閱者只消翻開一看，必為他以語文學遨翔天際，能夠解讀那些甚深法語而驚嘆。

另一個令筆者深刻的例子為佛陀母親摩耶夫人（Māyā）的名字。作為名稱，從沒想過另有解說。辛嶋教授認為，「摩耶」並非固有名詞，他舉出梵文mātā為母親，而在中期印度語變為māyā，因此摩耶意為母親，摩耶夫人只等於母親、母親大人一類，筆者莞爾之餘，實在拜服他觸類旁通的能力。他對經典的釋讀，總能撥開雲霧見青天，讓人重新理解已知的詞彙內容，集內三篇〈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就是最佳例子。

《佛典語言及傳承》為辛嶋靜志教授的中文論文選集，光讀此書已令筆者肅然起敬，上文提及的比較語文學功夫，遍於書中，幾乎篇篇重要。筆者覺得書內〈佛典語言及傳承〉，〈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法華經文獻學研究──觀音的語意解釋〉、〈誰創作了《法華經》？──阿蘭若住比丘與村住比丘的對立〉、〈法華經中的乘（yāna）與智慧（jñāna）〉（筆者案：第五章談《譬喻品》有關〈火宅喻〉一節猶令筆者佩服）及三篇〈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為重中之重，如〈誰創作了《法華經》？〉一文，作者反覆論證，提出《法華經》的作者為村住比丘（gāmavāsī）或是一些居於村莊以外卻有村住傾向的比丘，讀來令人嘆服。作者亦曾於多所大學就以上論文作過學術講座，包括2015年7月於香港大學主講〈論觀世音和觀自在〉（On Avalokitasvara and Avalokiteśvara）及〈誰創造了大乘經典？大眾部與方等經〉（Who Composed the Mahāyāna Scriptures? ––– The Mahāsāṃghikas and Vaitulya Scriptures）兩場學術講座。然而，集內論文只屬教授諸多作品的冰山一角。他是《妙法蓮華經》專家，除博士論文外，還編有《妙法蓮華經詞典》，《正法華經詞典》、《道行般若經詞典》；合編《中亞佛教寫本：英國圖書館藏梵語殘片》（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British Library Sanskrit Fragments）；另校注《道行般若經》，《長阿含經》、《大阿彌陀經》（Larger Sukhāvatīvyūha）及過百篇專業論文，學術論文數量及含金量已夠驚人，加上他嫻熟梵文，藏文、犍陀羅語、古印度口語、德語、法語、英語、古代漢語及母語日文，以此等語文學功夫深入經藏，比對校證佛典，自能別開新樣，給讀者一個全新視角，這正是一個出色語文學家的本領。筆者想到其他一流的語文學家，如Harunaga Isaacson，Alexis Sanderson、Charles Ramble及卓鴻澤等學者，均可通過幾種佛經語言，深入經藏，處理及解決不少宗教歷史及語言問題，成績斐然。

辛嶋靜志教授認為，通過「漢譯佛典的語法，詞彙與梵語等佛典或異譯相比較，就可以清楚，準確地理解它們的意思，解開許多疑團。」（《漢譯佛典語言研究的意義和方法》）他意識到，過去的研究忽視了初期大乘佛典主要通過口語傳承，最早的佛典同樣靠口語傳承，加上經典不斷變遷，那就是：公元前的口語傳承進而於公元一至三世紀用佉盧瑟底（即驢唇書）寫成初期佛典，繼而是二至三世紀摻有口語詞彙的非正規梵文佛典到三至四世紀以後的佛教梵語及婆羅謎文佛典（《佛典語言及傳承》頁158-159）。要正確理解經中微言，需運用上述早期的出土文獻與漢文譯本對比才能撥開雲霧。筆者自問絕無此本領，只能通過閱讀辛嶋教授鴻文（他的大部份專文也不易讀懂）攝取菁華，汲取養分，於願已足。

這樣一位能夠批判古人，尚友古人的學者如何做到凡人不及的本領，且看他自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九十年代)白天上梵文課，進行梵文寫本研究；晚上，為了不忘中古漢語，查閱《漢語大詞典》、《大漢和辭典》等工具書，重新精讀了《正法華經》、《妙法蓮華經》等漢譯佛典。」(〈《佛典漢語詞典》之編輯〉) 在《妙法蓮華經詞典》前言，他自謂「筆者早有這樣的習慣，即白天在研究所研究梵語寫本，晚上和周末在家編寫漢譯佛典詞典。如此生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對家人照顧甚少，也沒有像樣的假日。不管是在家還是在旅行途中，都是專心執筆研究。筆者妻子雲青沒有怨言，總是默默忍耐。」用功以外，靠的當然是異於常人的聰慧。他的賢內裘青雲女士，正是《佛典語言及傳承》大部份論文的中譯者，她為我們漢譯了丈夫的重要論文，讓我等讀者可以一開眼界，透視佛經語言的真義。

筆者閱讀《佛典語言及傳承》，猶如一次中亞語文學之旅，雖然難懂，還是趣味盎然。這樣出色的研究著作，應該得到更多讀者注意。

追記：7月25日早上，佛門網編輯部突然傳來消息，謂辛嶋靜志教授於7月23日去世，這實在是佛教學界及學術界的一大損失，筆者願   辛嶋教授乘願再來娑婆，筆耕說法，廣化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