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外國和香港，在商界和其他專業都開始引入更人性化的管理和領導模式。不單只是從事學術研究的經濟學家和企業管理學家，將本來被視為離經背道的行為經濟學，接納成為諾貝爾獎所讚譽的領域。專業人士亦漸漸改變過去宗教和辦公室保持距離的忌諱，開始尊重傳统文化和宗教的智慧；宗教人士亦入鄉隨俗，在介紹修習方法時將宗教成份盡量減少，提高科學和專業理據的支持，避免有傳教之嫌。
筆者有幸協助主持本月初在香港舉行的「覺知領袖工作坊」當中兩場主講嘉賓的對談問答環節。亞太區數百名不同行業的領袖，一同分享在覺知和慈悲的理論與實踐上的體會。不論是國際級的藏傳佛教禪師，還是在認知科學及腦神經心理學的權威、超級功夫巨星，乃至本地經商界、社企界及醫護界的修行人，他們不約而同分享一個重要的訊息：慈悲與智慧的修習自利利他，不是權宜之計，不是選科，而是值得大家持之以恆的必修科。
這些領袖引證了慈悲與智慧的修習作為他們成功的重要因素。面對社會的種種考驗，他們的修行之路始終充滿信心，堅持以覺知和慈悲帶領團隊。儘管世界上充滿着種種負能量、爭鬥和不信仼，他們嘗試超越自己的習性去展現人性更美好的可能。覺知和慈悲的修習讓他們擁有超越小我而成就大我，乃至無我的謙遜和世界觀。他們明白覺知和慈悲令人的視野和心胸廣大。由於能夠明白不同人的出發點和角度，他們更能體諒别人的處境和痛苦，引發對無上的覺知和慈悲的修習的願景和堅持。遇到所謂小人、惡人、偽君子，領袖更應由此見證缺乏覺知和慈悲的可悲和痛苦，不是自讚而毁他，不會有理不饒人，不會令他人受到損害。
每當我們置身於會否選擇覺知和慈悲的分岔路上，佛菩薩和古今有修證的聖賢都給予我們信心：不管我們自以為多麼的充滿覺知和慈悲，我們的悲智和古今聖賢相比是如何的渺小、如何不濟。然而，佛菩薩從來没有因為我們無得救無得教，而一時一刻放棄。正是因為世人不覺知，才應以覺知對治；正是因世人不慈悲，才更應以慈悲相對。正如《法句經》第五頌中云:「於此世界中，從非怨止怨。唯以忍止怨，此古聖常法。」[1]覺知和慈悲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令世界充滿正能量的聖賢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