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是為離苦

談到自殺，凡是正信的宗教，基本態度均是堅決的否定與反對，佛教亦自不例外，認為自殺是罪愆，會召感惡報。佛教拒斥自殺的立場，在一般信眾和教界人士的普遍理解中，乃是旗幟鮮明，毋庸置疑的。因此，在面對社會上實際發生的自殺事件時，佛教徒每每慣習地採用一套教界認可的成說，來予以評斷，並且認為，這已充分宣示了佛教對此問題的明確觀點，故不勞再加分說。也許正由於此，佛教雖以了生脫死作為修行的目標，並盛言死後的超拔與救度，但教界對於人類死亡現象中的一大議題──自殺──只投入有限度的關注。[1]且看2014年起香港青少年自殺率突然從低位持續飊升，引發社會媒體熱烈討論，特區政府更於2016年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專責研究防治學童自殺的方案；然而，相對於坊間的熱議，佛教界的迴響卻顯得頗為微弱。箇中原因，或許與前述教界對待自殺的慣常取態，不無關係。

事實上，自殺問題的複雜性遠超乎我們的想像。佛教既謂一切事物，皆是依因待緣而成，據此以觀，自殺的成因也必然是綜合性的，既牽涉人類意識潛藏的自毁本能(無有愛)，乃至社會風氣、文化習俗、經濟環境等諸多結構性的「共業」，同時也包含個人的身心狀況、氣質個性、際遇處境等「別業」。此外，一般所謂「自殺」，只是一個籠統的名詞，真實情況是，自殺行為與致死企圖，不一定互相掛鉤。很多時企圖自殺者並沒有輕生的意圖，他們採取自殺或自毁的姿態，真正目的可能是表達內心的困擾，尋求他人的關懷與援助。[2]所以，在絕大多數自殺行為的面罩底下，是終止痛苦的期盼，而不是結束生命的意願。這說明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自殺者心底的共同願望，是離苦，他們相信終止個人的感覺和意識，是徹底解決問題的終極方法。因此，要防治自殺事件，除了使用隔離、勸導、紓壓等手段，去阻絕自殺行動和自殺意念的萌發，更為迫切的工作，是理清自殺現象的來龍去脈，了解促成自殺行為的痛苦根源，如是順藤摸瓜，才可望在源頭上消解自殺的誘因。而拔除苦因的第一步，別無他法，就是切實地理解企圖自殺者所身處的境況、所面臨的難題。在這過程中，無論是個人層面的別業，還是社會制度等各式各樣的共業，也應該一併考量，不可偏廢。

佛教反對自殺的理由

按照傳統觀點，佛教之所以反對自殺，大體上是基於以下理由：

一、自殺即自己殺害自己，無疑犯了「不殺戒」。又「不殺戒」以殺人為重罪，而自殺則其罪等同。所以佛陀制戒，規定比丘自殺者犯「偷羅遮罪」。

二、每一個生命皆要經過成、住、壞、空四大基本規律，如果以人為的方法或方式去終止這個過程，實在是違反自然之道。

三、人道是六道中最殊勝的，因為容易接近佛法，所以容易修道，並容易覺悟、容易解脫。不過人的壽命很短，且人身難得而易失。能得人身，實為大幸，故應好好珍惜。

四、佛陀教導人們要「上報四恩」，因為生命並不是屬於個人的，而是天地間共生共有的，我們沒有資格將之摧毀，而應該將之奉獻給大眾。[3]

五、自殺者身故後，每隔數天就會再經歷一次臨命終時的慘況，所感受的痛苦，千百倍於生前，非語言所能形容。[4]

以上，分別論及不殺、四劫、人身難得、四恩，這些原來都是佛教的通義，而據以勸阻自尋短見的行徑，對於佛教徒來說，當屬毫無異議的正理。至於自戕的情景會在死後反覆出現，亦為不少佛教徒耳熟能詳並堅信不疑的教說。

佛教傳統的自殺觀，都是以經籍為依據，將自殺與殺生相提並論，一方面警誡自殺會招致罪業惡報，另方面勸勉人們珍愛人身。這種建基於經義的概要式說法，毫不含糊地昭示了佛教將自殺歸屬於不如法行為的根本立場，但是，卻不見得能加深我們對現今自殺問題的認知，也無助於紓解自殺者當前的困惱。假如佛教意欲在預防自殺的工作上擔當更積極的角色，那麼，在依經釋義以外，佛教界是否須要從專注於理念向度的傳統詮說模式突破出來，另覓更為建設性的蹊徑，以期更剴切地對應這股熾烈的自殺風潮？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不妨先概覽當今教界對自殺現象的論議，然因篇幅所限，只能略舉一些華文佛教的代表性言論為例。

佛教界對自殺現象的論議舉隅

首先是星雲大師對自殺潮的看法。他將自殺的原因歸納為四種：不明白生命的意義；沒有解決問題的勇氣；不懂得自己的生命與別人的因緣關係；不知道自殺、殺人都是同樣的罪業。他認為萌生自殺念頭的人，必定是自私、無能、無力、無明，缺少對生命的認識。不過，他不贊成將有自殺意念者當做是意志力、態度或是道德上有問題，反而應該把自殺當作是一種疾病來看待，因為這樣能減輕企圖自殺者的罪惡感，讓他們更願意向別人求助。[5]

內地學者陳堅分析大陸大學生越演越烈的自殺事件，認為問題癥結在於他們欠缺生命方向，因此人間佛教應該幫助大學生了解「空性」見，從而激發生命的正能量，重新建立生活的信心。[6]

寬運法師是少數曾談論香港青少年自殺浪潮的本地佛教界人士。他將學童自殺問題歸因於兩種極端的家庭教育模式：一是專制家長長期給孩子造成巨大壓力；二是「温室花朵」式的教養方法令孩子抗逆力不足。依佛法來說，人的生命不是屬於個人所有的，是由父母結合生養，加上社會眾緣的培育才可以成就的，所以人沒有權力毁滅自己的生命。自殺就等於殺生，是不道德的行為，是佛法不容許的。他鼓勵青年人保持正向思考，勇敢面對困難，遇到挫折時要增強忍受性，盡其所能地活出生命的意義和價值。[7]

上述文獻，多少反映了現時漢傳佛教對自殺問題的主流評議，從中可以看出幾個要點。首先，論者一再強調，自殺等同殺生，是罪業，是不道德的行為。其次，自殺者在個人素養上的缺陷，諸如抗壓能力偏低、欠缺「空性」見、不能認清生命的方向，是引致他們走上不歸路的主因。因此，若然要擺脫生無可戀的思想困局，最終要靠的仍然是當事人自強不息的奮進精神。

綜上所論，自殺是一種源於個人在心智上或性格上的缺失而引發的錯誤行動，須仰賴個人的意志力，啟動內在的正向能量，才可予以糾正。眾所周知，佛教是崇尚自力的宗教，人須為自己的命運負責，是故自殺者的生命軌跡，終究取決於一念迷悟之間，這確乎是不容否認的實情。不過，佛教同時亦主張萬事萬物莫不是依因待緣，互相依存而成立，從此緣起的世界觀出發，自殺問題的病源和病灶，便不可全盤歸咎於個人本身的弱點。家庭、群體與社會，既向個體施惠了各方面的成長條件，而有恩於彼，此亦表示，他們同時建構了各種各樣的秩序模型，形塑並規範著個體的生活方式，這就意味著，在個人的自殺事件上，家庭、學校和社會整體都得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不可置身度外。以香港近年的學生自殺潮為例，有輿論分析，社會處處瀰漫著「競爭的風氣」、「對文憑的追求」，是迫使年青人走上不歸路的罪魁禍首。亦有臨床心理學家表示，一個人的自殺通常都不是單一問題導致。如果一個人有完整的社會支持網絡，心理上感到快樂，那麼即使面對壓力，也不會選擇自殺。[8]這在在說明，自殺與所有緣生法一樣，與世間事物交織著千絲萬縷的因果關係，當中既牽涉到個人經歷中積集的無數遠因和近因，也受到許多社會結構因素的影響。正因如此，如果一味指摘自殺者脆弱無能，要為個己的窘局負上全責，這便違反了緣起無自性的理則。

自殺者需要甚麼？

在很多佛教徒眼中，自殺是不可饒恕的罪業，但他們通常忽視了，為數不少的自殺事件，並非因為人們不願克服困難，而是受到具生物性基礎的精神病或心理疾病驅使。在病情嚴峻時，自毁的念頭不由自主地盤旋在腦海，堵塞病人的心靈空間，他們幾無可能單憑自身的理智和意志力，走出了結餘生的陰霾。當一個人因喪失理性的自決能力而自斷性命，與其說是罪行，不如謂之可憐可憫的憾事，更為確當。

現代自殺學（suicidology）之父史奈曼(Edwin S. Shneidman，1918-2009) 曾表示，自殺的關鍵是來自承受不了的精神痛苦 (「靈痛」，psychache)。[9]所以，即使自殺者明知這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負面方法，仍然會出於逃避苦痛的渴求而走上絕路。由此我們領會到，防治自殺的基礎，除了觀念上的開導，更重要的，是照護當事人的感受，陪伴他度過哀傷失落的情緒難關。

意圖自殺者究竟需要甚麼？他們的內心世界又是怎樣的？──這是人們在處理自殺問題時，往往視若無睹，卻又是首應重視的課題。概而言之，有自殺想法的人，渴望別人懷著同理心，耐心傾聽、認真理解他的獨特感受，這樣能令他感到被關懷及被接納，釋除孤獨無援的絕望感，重燃生存的勇氣。與此相反，任何譴責、批評的言詞、查根究柢的探問、強加的建議、不切實際的承諾，縱使是出於善意，都會令自殺者感到不被尊重和不被諒解，而倍覺委屈難受。[10]

「諦聽」和「愛語」

自殺者最大的糾結，並不在於他們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而是其心靈被自我厭棄、自我傷害的念頭騎劫了，而以為自己非尋死不可。對於被綑綁的心靈來說，容許他們抒發糾纏不清的情緒，遠比陳腔濫調的說教和訓示，來得更加體貼受用。而為瀕臨自殺危機的人開拓宣洩感情的空間，用心的聆聽、表達感同身受的慈愍之情，都是十分重要的關節。

其實在佛法中，也有提倡類似的以慈愛為基礎的溝通藝術，這就是「諦聽」和「愛語」。諦聽，是抱著幫助對方減輕痛苦為目的，耐煩地聆聽；愛語，是說關愛且誠實的話語。諦聽和愛語，是本著慈悲精神的溝通方式，是滋養人際關係的心靈養分，能促使人們卸下成見，敞開胸懷，領受彼此的心意，增進雙方的理解。這種交談方式，事實上也適用於應對自殺危機。當我們與有意自殺的人溝通時，通過懷著慈悲心的諦聽與愛語，能令我們放下批判的態度，正視情緒受困者的苦難，願意與他們攜手同行，尋找治療痛苦的方法。因此，如何將諦聽和愛語應用於自殺的防治，是絕對值得佛教人士深入考量的。

配合現代處境的「佛教自殺學」

隨著現代文明急速進展，往往伴隨著人際疏離和家族結構崩解，容易令人們產生受挫的歸屬感(thwarted belonglingness)，以及自覺無能感(perceived burdensomeness)，因而催生自殺的念頭。[11]為此，當代的自殺理論多如過江之鯽，涵蓋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生物學、精神醫學、教育學等領域，從多元角度，推尋自殺的因由、環境特性、特定族群的表現形態、療治與防止方法，累積的成果相當宏富，有助扭轉社會大眾對自殺人士的偏見，並能更全面、更客觀地平議自殺現象。

2013年9月10日的「世界自殺防治日」，將主題定為「污名化：自殺防治的重大阻礙」，揭示精神疾病與自殺意念和行為在遭到污名化 (通常外顯為刑事化、罪責化、道德審判) 的情況下，如何嚴重防礙救治自殺個案的資源募集，終致拖低自殺防治的效能和品質。由此可見，單純地以刻板印象看待自殺者，乃至將自殺意念與行為罪業化，對於救助個案事主，不但無濟於事，更會帶來惡劣的後果。

今天，無論學術界、志願團體還是公眾人士，已經匯集了極為豐富的自殺研究論述，對於佛教涉足自殺防治的工作，具有重大參考價值。自殺防治的範圍很廣，從緊急的危機介入、遙距(電話、網絡等)輔導，到面見事主的諮商，涉及深淺不一的層次，所要掌握的知識，也迥然不同。佛教在此的自我定位是甚麼，參與的程度有多深，是需要進一步確定的。此外，佛教亦可考慮建立一套配合現代處境的「佛教自殺學」，以當今自殺學的前沿研究成果作為參照點，結合佛教哲理及倫理觀，重新構建佛教面對現代人自殺情境的特殊進路，設法提升人們的集體連結感，開發更有效的策略扶助自殺未遂者以及自殺遺族，為自殺防治工作，展開佛教的步伐，以佛法的智慧為指引，協助他們重建健康光明的人生。

[1] Taigen Asano, “Can Buddhism Prevent Suicide?,” Japanese Bulletin of Social Psychiatry, 13(2): 138 -138 2004.

[2] 謝永齡：《青少年自殺─認識、預防及危機處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1、12。

[3] 以上四點參考寬運法師：〈認清生命的意義與自殺的真相〉http://big5.xuefo.net/nr/article23/227916.html (2018/3/19)

[4] 天華出版公司編輯部編：《請珍惜自己的生命—認清自殺的真相》https://book.bfnn.org/books/0624.htm (2018/3/19)

[5] 星雲大師：〈佛教對「自殺問題」的看法〉，《普門學報》第23期(2004年9月)，頁1-25。

[6] 陳堅：〈「人間佛教」與大學生的「生命教育」──從大學生的自殺說起〉，《人間佛教與生命教育國際研討會》(2016年)，南華大學人間佛教研究及推廣中心。

[7] 寬運法師：〈喜悅人生：珍惜自我‧珍惜生命──切莫輕生〉，《東方日報》，2015年2月1日。

http://hk.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50201/bkncn-20150201000316267-0201_05411_001.html (2018/3/25)

[8] 〈分析：香港為何學生自殺事件不斷〉，BBC中文網，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3/160318_ana_hong_kong_youth_suicide (2018/3/27)

[9] Shneidman, E. S. (1986), “Ten commonalities of suicide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ponse”. Crisis: The Journal of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Suicide Prevention, 7(2), 88-93.

[10] Judie Smith, Coping with Suicide (New York: The Rosen Publishing Group,Inc., 1990), pp.116-117.

《重燃耆望：預防長者自殺服務彙編》(香港：生命熱線，2002年)，頁27。

[11] 林上倫等：〈亙古難題－人為何會自殺？〉(《臺灣醫界》，Vol.56, No.9，2013)，頁4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