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舊日香港的家長教育子女每以「藤條」儆誡。唐代的仰山慧寂（807?-883?）也曾用過藤條侍候學人。有一次，一位叫做霍山景通（生卒不詳）的行腳僧參謁慧寂：

「禪師，請問……」景通一開口，就發現慧寂緊閉雙眼，默不作聲。

「禪師知道我來了，卻動也不動，分明不示我任何機法，我該如何是好？」景通心忖。

「禪師？」景通再道，只見慧寂仍然閉目而坐。

景通見狀，心中暗喜，便叫：「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說得滿心歡喜，進而道：「景通亦如是！」然後便向右邊翹著腳單腳站立著。

這個時候，慧寂便張開眼睛，站起來，拿起藤條，朝著景通身上打將下去。

擊打四下之後，景通雖感到甚痛，但仍然大叫：「呵呵！我乃是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我乃是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呵呵！」*

以籐條擊打學人，原來早在唐代禪林已經流行。不錯，禪宗的棒打教法，藤條是其中一種工具。在故事之中，景通正要參謁之時，見慧寂不示機法，卻沒有因此而叩問法要，反而因利乘便，「反首肯」慧寂，連西天二十八祖和中華六祖都拋出來說，欲以非理性的對機挑釁慧寂作出反應。慧寂當然不能憑景通的奇怪反應來斷定他是否真的通此禪機，故以藤條四度擊打，以勘驗景通是否真正徹悟。景通被擊四下，在他而言是成功地博得了慧寂出手，因而說「集雲峰下四藤條」，而因為景通強調西天二十八祖和中華六祖都如慧寂這樣接引學人，所以他認為自己已間接得到西天二十八祖和中華六祖的回應，故而是「天下大禪佛」。

慧寂不示機法，並以藤條擊打，這在禪林中原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景通是否真的洞徹仰山之意，我們無法確定。但從故事中可以看到，慧寂四擊藤條，表面上在教訓景通口出狂言，實際上卻在測試他的悟境。明代淨符所編的《宗門拈古彙集》，整輯歷來多位禪師對慧寂四藤條的評價，其中載寫北宋雲蓋智評此公案云：「仰山打四藤條，不是盲枷瞎棒，且欲分付知音。」[1]宋末元初臨濟宗楊岐派僧絕岸可湘（1206-1290）也曾謂：「仰山起來打四藤條，養子方知父慈。」[2]禪僧重視任何能夠啟悟學人的媒體與方式，卻不重視這些媒體與方式本身所具含的內容。慧寂不示機法，其實就是一種機法，就是要說明當體顯現皆為日用所作的道理，並借此協助學人避開、超越語言的邏輯思路，從而斷截他們走入執迷的困局。

禪林中的「藤條」，原來也別具象徵意義，是師父用以點撥學人的工具，屬於禪師的權杖之一。可見，古今手執「藤條」者，本意無異，均希望能激發後輩省悟，都想用最直接、快速的工具啟迪後進。禪宗的「藤條」伴隨著訶罵佛祖、否定權威的風氣而盛極一時，當然，在時代巨輪前轉下，這種棒打之風跟香港過往的體罰潮流，遭遇著同樣的時代命運，很快就受到後世的質疑，變成歷史。

「你現在幸福了，我以前小時候總給人『藤條燜豬肉』！」

「以前的父母／師長真不文明，往往動輒就是體罰！」

「現在的父母／師長進步多了，至少沒有以往那些『打仔』的暴力行為。」

細想一下，在當時的社會，大家對孩子成材充滿期待的同時，對藤條信仰也寄予厚望，一「時」還一「時」，那時候的父母在那個時代有這種想法，是情有可原的，換了是我們，可能還會打得「更具侵略性」。當然，假如今天以行動去演繹過去的藤條信仰，就會自詒伊戚，像上面的新聞標題，需要付上「時代代價」。但始終要說的是，用今天的價值觀去否定過去的時代行為，其實對過去的師長並不公道。新一代香港孩子，大抵已與「藤條」絕緣，日後我們再提「藤條燜豬肉」時，也許這群孩子，會張大雙眼，傻傻地跟你說：「我想吃！」

哎，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筆者作為80後，小時候雖處「籐條流行期」，卻幸運地不曾跟籐條溝通過，是千真萬確。

*有關仰山慧寂和霍山景通的故事見載於《景德傳燈錄卷》，《大藏經》，第51冊，頁293c。

[1] 見淨符編，《宗門拈古彙集》，卷26，《大藏經》，第115冊，頁809a-b。

[2] 見《絕岸可湘禪師語錄》，《卍續藏經》，第121冊，頁98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