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會昌年間的毀佛運動
隋唐時代到中唐為止，佛教各宗並立，寺院規模之大，譯經質量之高，義學研究之成熟與發達，稱得上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然而，到了唐末會昌年間（841-846），由於唐武宗「偏信道教，憎嫉佛法，不喜見僧，不欲聞三寶」[1]，以及當時「僧徒日廣，佛寺日崇」[2]、「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3]，佛教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因此唐武宗決意推行一系列的毀佛政策來打擊佛教。這次的毀佛運動，史稱「會昌法難」。佛教徒把唐武宗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五代後周世宗的大規模滅佛事件，稱為「三武一宗法難」。
這次法難，除了少數被敕令保留的佛寺（包括位於長安城內的慈恩寺、薦福寺、西明寺、莊嚴寺等）外，共有四千六百多間大寺、僧院，以及四萬以上的招提、蘭若（非官方的小型寺院）被拆毀；在當時總數不足三十萬的僧尼之中，還俗的多達二十六萬五百人，隸屬寺院的十五萬奴婢被迫遷為一般戶藉；寺院的農田莊園數千萬頃，也被悉數沒收；由金、銀、銅、鐵鑄造的佛像、鐘磬等，全部被銷熔改鑄為貨幣與農具。[4]
關於當時佛教界的慘況，日本僧人圓仁（又稱慈覺大師，日本入唐八家[5]之一）以日記的方式記錄了下來。他用漢文寫成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6]，是他親身經歷會昌法難的第一身紀錄，當中包含了中國文獻所沒有的內容，尤其該書引用了很多有關廢佛的詔書和勅書等史料，有助了解當時毀佛的情況。[7]
經歷如此大規模的毀佛運動後，佛教各宗派從中唐時期的極盛而步入衰微。經籍的散佚，對三論、天台、法相、華嚴等重視義理之學的宗派構成相當大的影響；在佛像、法具等遭到大量破壞後，也使得一向重視儀式軌則的密宗更加難以延續下去。相對於其他佛教宗派，禪宗所受的影響較少，因為禪僧原來就散住在各地山林，實行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禪師的教學重視日常生活經驗多於經書典籍，因此，毀佛運動雖然同樣打擊了禪宗，但在法難之後，禪宗的勢力恢復得很快，派別也出現得更多。
然而，在禪宗急速發展的同時，流弊也有不少。為此，法眼文益寫下《宗門十規論》，以期挽救當時禪門出現的各種弊病。
二、法眼文益略傳
文益（885-958），五代禪僧，俗姓魯，餘杭（今屬浙江）人。七歲時，於新定（今浙江淳安縣）智通院，依全偉禪師出家。二十歲時，於越州（今浙江紹興）開元寺受具足戒。文益曾往鄮山（今浙江寧波市鄞州區）育王寺，跟從律學宗匠希覺研習律學（希覺傳道宣南山四分律之法），並旁及儒典，也學習文學詩詞。希覺律師對他很器重，稱他為「我門之游夏（孔門弟子子游、子夏皆精通文學）也」。
文益為探究禪門玄旨，遂辭別希覺律師，南下遊方參學。他先到福州，參訪長慶慧稜禪師，但未能契入證悟。於是，文益偕同紹修及法進禪師，三人欲出走嶺南，繼續參學。在途中，他們經過漳州桂琛禪師（桂琛傳雪峰義存、玄沙師備之禪法）住持之地藏院，文益受桂琛禪師啓發而豁然大悟，乃隨侍禪師身旁多年，並繼承其法脈。[8]後來，法進禪師等人欲往江南參訪叢林，邀請文益一同前往，行至臨川，文益受臨川州牧[9]之請，住持崇壽院。文益住於崇壽寺時，四方禪眾紛紛前去參學請益，盛極一時。
當時，南唐中主李璟十分崇敬文益，便邀請他到金陵住持報恩禪院，賜號「淨慧禪師」；後來又請文益入住清涼院，「清涼文益」之名即由此而來。文益於周顯德五年（958）七月十七日示疾，閨月五日，剃髮澡身，告眾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世壽七十四，諡「大法眼禪師」。因此，後人亦稱文益為「法眼文益」，其法系稱為「法眼宗」。法眼宗為禪宗南宗五家之一。文益著有《宗門十規論》及《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語錄》各一卷流傳於世。
三、《宗門十規論》的綱目
《宗門十規論》，「宗門」指禪宗。禪宗人依《楞伽經》所說「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之義，而自稱為「宗門」，並將天台、華嚴、法相等重視經教的宗派名為「教門」或「教下」。「規」有矯正、勸勉之意。文益撰作《宗門十規論》的目的，是為了「宗門指病，簡辯十條，用詮諸妄之言，以救一時之弊」[10]，意即透過十條綱目，論述當時禪門的弊病，提出批評及自己的意見，以糾正禪宗的流弊。這十條綱目如下：
（1）自己心地[11]未明，妄為人師
（2）黨護門風[12]，不通議論
（3）舉令提綱，不知血脈[13]
（6）不經淘汰，臆斷古今言句
（7）記持露布[18]，臨時不解妙用
（8）不通教典，亂有引證
（9）不關聲律、不達理道，好作歌頌
（10）護己之短，好爭勝負
四、文益的批評、建議與意見
本節略取《宗門十規論》部分內容，以示文益對當時禪宗的批評、建議與意見。
會昌法難以後，禪宗盛行於世，文益描述當時的情況為「天下叢林至盛」，「叢林」特指禪宗寺院；「禪社極多，聚眾不下半千」，「禪社」應是指禪眾結社的地方；「祖派瀚漫，南方最盛於焉」，當時禪宗的發展 蓬勃，特別是在南方，已經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禪宗宗派。
雖然那時候禪宗盛行，但 「達者罕得其人」，對於能夠通達禪宗真義的人，十分稀罕少有。而且各派之間「護宗黨祖……矛盾相攻」，互相攻擊的情形亦相當普遍。文益批評當時某些所謂的禪師有名無實——「但知急務住持，濫稱知識，且貴虗（虛）名在世」；又指斥他們輕視學習佛法的正見，自己沒有真正的智慧卻胡亂施教——「破邪之智蔑聞，棒喝亂施」。
面對這樣的時代風氣，文益認為「苟或未經教論，難破識情」，若不通經教，則難以有所證悟。因此，他提倡學禪的同時也須學習經教，並強調實踐與理論兼備的重要。他寫道：「大凡祖佛之宗，具理具事。事依理立，理假事明，理事相資，還同足目。若有事而無理，則滯泥不通；若有理而無事，則汗漫無歸。欲其不二，貴在圓融。」理事兼備，圓融不二，是文益的思想特點之一（詳後文）。
另外，文益提醒學禪的人需要善擇師友——「夫為參學之人，既入叢林，須擇善知識，次親朋友。知識要其指路，朋友貴其切磋。」學禪的人需要從善知識身上學習正確的知識，也需要與朋友互相研究討論。文益亦指出一位真正的禪師應該具有的素質——「凡欲舉揚宗乘，援引教法，須是先明佛意，次契祖心，然後可舉而行」，若一位禪師想高舉弘揚自宗的宗義，引用祖師的教學方法，必須先明白佛教的義理，也要切合祖師之心意，然後才可啓發學人。除此之外，文益認為一位具格的禪師在接引學人時，應該能夠看準時機，果斷而行，理事兼備，判斷精準——「可行即行，理事俱脩（修），當用即用，毫釐不差。」
五、文益對南宗四家門風的分析
《宗門十規論》被認為是最早區分出南宗五家原型的典籍。所謂「南宗」，是指六祖慧能一系的法脈。從唐末到五代，南宗禪法漸漸演變成一些具有個別特色的教團，這些教團被概括為「五家」，即「溈仰」、「臨濟」、「雲門」、「曹洞」及「法眼」這五個支派。這五派的思想，一般來說沒有太大差別，都是屬於南宗，只是由於接引學人時所使用之方法各有一套，而形成不同的門風而已。[19]
文益對於經教很有研究，特別側重於華嚴之學。因此，文益講的禪是建立在理事圓融的基礎上，這構成了文益自己的理論特點。文益也說到禪宗歷代以來的宗旨都是「具事具理……理事相資……貴在圓融」[20]，因而認為各派的理論都不能超出這個共同宗旨，但各派以甚麼方式來表現這種理事圓融的思想，則各有不同。文益就是以這種理事圓融的思想為中心與依據，來理解與概括其餘四家的門風。[21]關於各家禪法的特點，文益寫道：
曹洞則敲唱為用，臨濟則互換為機，韶陽則函蓋截流，溈仰則方圓默契。
呂澂先生對文益這句話有一扼要清晰的講解，對我們理解文益如何看待其餘四家的特點很有幫助：[22]
「以曹洞來說，他們講禪法的語句是偏正回互——他們有五位之說，即以偏正來講。偏代表事，正代表理，互相配合而構成五種形式，即五位。因此所謂『敲唱為用』即是說明他的五位之間的相互配合，諸如偏中正，正中偏等各不相同，因而有唱有敲，於中聽出他們的偏正來。其次，臨濟則以賓主來代表理事，賓即事，主即理。不過賓主在說話中可以互換位置，如賓中主，主中賓，地位可以互換，問題在於聽者能否知道這種情形。再次，韶陽（雲門）把函蓋喻之為理，截流為事，他們有三句話：『函蓋乾坤，截斷眾流，隨波逐浪』。有關係的是首二句。作為理是普遍的，合天蓋地；從每一事上看，即如截流只是一個斷面，因此，理就是整體，事就是斷面。最後，溈仰以方圓代表理事，圓即理，方即事。仰山未入溈山之門前曾在耽源（慧忠門下）處傳得九十七種圓相，就是在講話時用手劃一個圓圈，然後在圈中寫一個字或畫一個圖案（如
或
），這就是圓中有方。仰山繼用圓相來表示理事，所以說，以方圓默契，作為他們的門風。」
那麼，文益所創的法眼宗的門風又是如何呢？呂澂先生這樣說：[23]
「至於文益自己後來構成的法眼一派，他自己未說，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他的特點的。他的《十規論》第五段中說：『大凡佛祖之宗，具理具事……〔應該〕理事相資，還同目足』，也是與其餘宗派相同主張理事圓融的，認為二者如同目與足的關係，應該互相協同。從他的門庭設施來看，可以說是『一切現成』，也就是說，理事圓融並非人為安排，而本來就是如此，所以他們的宗眼就是『現成』。」
延伸閱讀
[1]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CBETA, B18, no. 95, p. 99b12。
[2] 見《舊唐書》卷十八上，〈本紀・武宗〉。
[3] 見《舊唐書》卷一百一，〈列傳・辛替否〉。
[4] 同註2。
[5] 入唐八家：於日本平安時代初期入唐留學，及後在日本弘傳密教的八位僧人，又稱八家真言，或真言八家祖師，包括天台密教（台密）的最澄、圓仁、圓珍，以及真言密教（東密）的空海、常曉、圓行、慧運、宗叡。
[6]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日本歷史上最早的旅行記，與中國唐朝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義大利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並稱為世界三大旅行記。
[7] 參見《興盛開展的佛教——中國II 隋唐》〈第一章：甚麼是隋唐佛教〉，頁71，沖本克己、菅野博史編，吉川忠夫撰，釋果鏡譯，法鼓文化，2016。
[8] 關於文益的求道與開悟的歷程，各文獻記載頗有分歧，詳細情況請參考：黃繹勳，《法眼文益悟道歷程及其史傳文獻意義考》，臺大佛學研究・第二十四期，2012年。
[9] 州牧：官職名稱，地方長官之意。
[10] 見《宗門十規論》自敘，《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六十三冊。
[11] 「心地」，指自心的如來大覺性。
[12] 「門風」，指接引學人的風格、手段。
[13] 「不知血脈」，意謂不懂得融會貫通。
[14] 「時節」，即時機。
[15] 「無宗眼」，指沒有自宗之理論特點。
[16] 「理事」，即道理與事相。
[17] 「觸（濁）淨」，指錯誤與正確。
[18] 古代軍隊傳布命令時，用文字在一塊布帛上寫上這個命令，然後向眾兵高舉展示，令眾人知曉。這塊寫有文字的布帛，就叫「露布」。在禪宗的用語中，記有諸佛教導的佛經，或載有祖師言行的語錄，也稱為露布。「記持露布」，意謂只是記憶背誦經典中的語句，或只懂模仿祖師的言行，卻不了解其中的意義。
[19] 參呂澂（2003），《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頁376，大千出版社。
[20] 見《宗門十規論》，第五。
[21] 參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頁377。
[22] 同上，頁377-378。
[23] 同上，頁378-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