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西藏語文法》的作者廖本聖老師，在大學及研究所主修化學，從未接觸過藏文和梵文的他，卻在1992年服完兵役後放棄化學研究，轉換「跑道」投考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文理學院的前身）修讀佛法與佛典語文。
修讀的過程中，廖老師既沒想過自己是否能學有所成，也沒考慮過學成後的出路；他只憑著一股「非學不可」的熱誠，堅持每天花六個小時學習梵、藏文。期間，憑著紮實的藏語能力及典籍研究的功底，還未畢業的他便受聘於該校任教藏文，培育學生。在訪問中他幽默地說，之所以毅然決然的轉換跑道，是因為他不想把下半輩子「關」在實驗室裏。
「少年家」的困惑
少年時廖本聖的理想和大多數人一樣，是追求生活安穩。高中畢業，他順利地考進大學主修化學。心思純樸的他，對未來一片憧憬，心裏時常盤算著「等念完碩士，再拿到博士就能夠賺大錢，生活便可以從此無憂。」於是，他在碩士班時每天會準時到實驗室，努力做實驗，重複分析物質如何從液態形成結晶。
然而，這種「安穩」的生活卻為他的心靈帶來了不安穩。他發現每日研究的主題都跟自己的生命毫不相干，於是對生命的意義產生了疑惑。「我就這樣子把自己的生命『留』實驗室嗎？」
在實驗室裏重複地做著一些與生命意義無關的實驗，與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繆眼中的「悲劇英雄」薛西弗斯頗為相同。薛西弗斯每天推滾一塊石頭上山，然而因為石頭本身的重量，巨石又復沿山坡滾下來，於是他永無止境地推滾著石頭。這處境之所以令薛西弗斯成為悲劇，乃是因為他的片刻清醒；亦是那份清醒令他的工作變成是一種懲罰。對廖本聖來說又何嘗不是呢？每當重複地做著相同的實驗時，他都這樣反問自己「我要把下半輩子『留』在實驗室嗎？」。而每次這樣反問自己後，他都會「感到非常沮喪」。經多番的思索，他決定服完兵役便報讀中華佛學研究所，進修佛學，尋找人生的價值與意義。
學生準備好了，「老師」就會出現
剛進入這座高聳巍峨的佛法寶山時，廖本聖卻不知如何入手。「我剛開始甚麼課都修，從南傳到北傳，從漢傳到藏傳。」不過，科目中最令他「有感覺」是藏文，於是他抱著一種「非學不可」的心情，展開了他的學習藏文之旅。
廖老師回顧整個學習過程，有兩段關鍵的事情造就他今天的成就。「研究所三年級，我的藏文啟蒙老師曾德明先生前往德國波昂大學進修博士學位，由於我的藏文文法掌握得不錯，學校於是找我任教。對我來說，這是幸運的！這個機會讓我能夠學以致用，不至於要為其他工作而忙碌。假如不是教書的緣故，我難以維持對藏文的熟悉度和熱誠感。」
對於學習藏文的熱誠度亦可透過閱讀藏文原典來維持。廖老師表示：「藏文與佛法是一體的，假如藏文所保存的不是佛法，那麼要維持研習的動力則非易事，所以每當發覺自己對藏文的熱誠稍有退卻時，我便會閱讀藏文經典，以保持心中那股熱誠。」廖老師以「充電」來形容他讀完經論的感覺。
雖然廖老師那時已能夠直接閱讀藏文原典，但他坦言光靠文法是不足以有效地把捉經文的義理，因為單從文法的知識去分析經文，結果可能出現不同的意思。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假如錯解經文的原意，便會影響修行。為了培養正確研讀西藏佛典的能力，廖老師到了一間藏傳佛教中心親近一位西藏老格西。這是另一個契機使他學好藏文。
他憶述：「我當時只懂藏文書面語，不懂藏文口語，碰到問題時我要嘛先把問題寫在紙上，再請教老格西；要嘛請中心的師姊幫忙翻譯。」不過廖老師覺得依賴他人翻譯的學習方式較為被動，對掌握西藏佛典的原義幫助不大，於是他下定決心追隨老格西，學好藏文口語。
兩年後，廖老師便能夠用藏文與人溝通。碰巧負責翻譯的師姊決定出家修行，老格西於是找他和另一位師兄協助口譯，這個現場傳譯的機會對廖老師學習藏文口語起了莫大的幫助。廖老師並非在藏語的環境中學習藏文，一個星期需要使用兩小時。雖然只是短短兩小時，但是他一點都不馬虎，會花三天的時間來準備，「我會先問老格西講課的進度，把他要講的範圍讀到滾瓜爛熟，所以在銷文的過程中，我便能夠分辨哪些是經文的內容，哪些是老格西的解釋，這種區分有利我理解老格西想要表達的意思。」就這樣，辛苦的實踐訓練持續了三年。
為甚麼要學藏文？
老師那種「非學不可」的心態，相信不是每個人都具備的。有些人甚至會問：懂佛法就好，何必那麼辛苦學習藏文呢？即使是修習密教，我們還是可以透過翻譯的經典來修學，這也未必需要學習藏文。那麼，我們為甚麼要學藏文呢？
老師表示學習藏文有助於修行。他解釋道：「修行，必須先了解它的理論或教義，否則就會造成盲修瞎練。我們要了解修行的理論，就必須具備語言工具。假如我們不懂得藏文，只靠翻譯，很難以確認譯者是否如實地將原文的意思表達出來。」假如譯者未能把修行的教義完整地表達，那麼便會影響我們的理解乃至修行。
譯本是否完全表達原文的意思呢？老師對此表示保留，「因為語言與文化之間存有的差異，會導致譯者無法完全表達原文的意思。」說到這裏，老師舉出一個懂得第二語言的人可能有的經歷，「這也是為甚麼我們直接從原文獲得的理解，往往比閱讀譯本來得深刻。」他進一步補充：「如果我們懂古典西藏語，那麼在解讀藏譯佛經，以及它所對應的梵文或漢文佛典都有相當大的幫助，譬如說，當漢文佛典有不清楚的地方，我們可以藉助相關的藏譯文獻來理解。
「我們如果這只想學習中國佛教，只懂漢文可能足夠。假設我們想修習大乘佛教的話，就需要學習梵文與藏語，因為佛典語言都是關聯的。就佛教語言而言，我們甚至可以把藏譯佛典視為是梵文原典和漢譯佛典之間的樞杻，所以我們不應該抱著一種『學了這個語言不學另一個』的想法。」藏語的重要可見一斑。
重譯典籍，提供讀者多一個選擇
老師強調佛典語言的訓練，並非要抺煞古德的翻譯成果，而是想帶出「基礎研究」的重要。他表示：「假如我們不重視基礎研究，不去了解佛陀的教法，表面上看似興盛的佛教，一旦潮流退卻，就會像泡沫一般，爆破後沒有任何實質的東西會留下。」
基於這樣的原因，廖老師目前著力於翻譯具代表性的「藏譯」及「藏文」佛典。「藏譯」與「藏文」是有差別的，「藏譯是從梵文翻譯成藏文的經典，我們叫『藏譯佛典』，這些經典收錄在《大藏經》裏頭。藏文佛典，是藏人自己寫的，例如宗喀巴大師，藏文佛典沒被收錄在《大藏經》中，一般我們稱它為『藏外文獻』。相較而言，藏譯佛典會比較難理解，因為它必須配合梵文文本去解讀。」
老師再次強調：「加強理解經典的能力，只是為了增加信仰的力量。」這也是他重譯佛典的原因，他表示：「我重譯經典的原因，並非想要顯示我比前人翻譯得更好，而是想提供讀者多一個選擇。以《俱舍論》為例，它是部重要的論籍，是玄奘法師在七世紀翻譯的。那時他們用文言文表述，與現代人使用文字的習慣迥然不同，也產生心理上的距離感。再者，舊譯本的標點符號不夠精準的話，亦會影響我們的理解。
「既然如此，何不從藏譯本的《俱舍論》翻譯成白話文，以提供讀者另一個選擇呢？這樣當讀者讀不懂玄奘法師的舊譯本，他們可以參考白話文版本。此外，重新翻譯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運用現代學術規定處理譯本，譬如說增加譯注、索引、參考書目等，這樣會方便讀者作進一步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