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的火供、日本真言宗的護摩，以及印度教的火祭，今天在世界各地時有舉行。這數十年，關於火祭儀軌的專著似乎不多；有關遠古的婆羅門教火祭的詳細紀錄，首推已故人類學者Frits Staal （1930-2012）煌煌兩巨冊的Agni（《火祭》），書內附以無數照片及唱誦錄音，記錄印度Nambudiris 地區一場吠陀火祭（Vedic ritual），作為保留整個祭祀儀軌的全紀錄，對宗教及學術界均有不可替代的貢獻。[1]

另一方面，日本密教學者立川武藏（1942-）同樣倡議用文獻圖片方式，為日本護摩法會作學術紀錄。此舉得到真言宗僧侶宮坂宥勝（1921-2011）支持，特為此舉行了儀軌示範，公開所有程序、手印、真言所用法器及供養品，並由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協助，Madhavi Kolhatkar（1950-）及立川武藏紀錄，成果刊於該館人類學報告專號，名為Buddhist Fire Ritual in Japan（《日本佛教護摩儀軌》，以下簡稱《儀軌》），對學界以及一般讀者同樣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2]

護摩（Homa），是供養（votive offering）的一種，通過以火作為媒界，將供養給予本尊，以此獲得五類目的，包括息災（Śāntika)、增益（pauṣṭika）、鉤召（ankuśa）、敬愛（vaśīkaraņa）及調伏（abhicāraka）。[3] 可以說，修持者通過供養本尊──特別是不動明王（Acalanātha Vidyarāja，Fudō Myōō）──從而獲得祝福與加持。這種祝福加持，可以是個人願望的，也可以是為了社會大眾利益的，有著世俗／入世傾向，這種傾向被稱作「外護摩」。另一方面，它又一種超越世俗（出世間）的角度作為修行的階梯，即所謂「內護摩」。唐代密宗通過空海（kukai，774-835）傳至日本，護摩進入真言宗及天台宗的系統後，成為行者修習的一部分，作為修習瑜伽前的準備，與十八道法、金剛界法及胎藏界法稱為四度加行。修習加行，需要道場莊嚴、焚香獻花、手結契印、口誦真言、祈請本尊，觀想本尊即我，我即本尊、本尊入我，我入本尊（ahaṃkara）。修持完結，還要恭送本尊。[4] 此等修持，在《儀軌》一書有具體圖說。修行者完成四度加行，才可接受傳法灌頂。它作為日本真言天台二宗的修持，其源頭可追溯至古婆羅門的印歐雅利安文明。[5]

婆羅門這種依靠他力的祭祀原是一種世俗信仰。印度火祭，據密教學者松長有慶（1929-）所說，需要築起土壇，壇中央設火爐，爐外用色粉繪製曼荼羅，以牛糞為燃料，焚燒供品，通過火神阿耆尼（Agni）送予婆羅門神祇（deities），待儀式結束，即拆掉土壇。[6] Nambudiris的火祭，用了數百塊三角磚，砌成五層巨鳥（bird-shaped）磚壇，當中精密的數學計算，以至整個祭祀過程之嚴謹繁瑣，比《儀軌》的程序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咋舌。[7] 日本的護摩供養，既有小型（domestic）的，也有大型的，小型如《儀軌》一書所示，地點多在寺中的護摩堂舉行，堂內設一小型木壇，護摩完畢後的「破壇」也不像婆羅門般將整個壇燒毀，而是以金屬蓋弄熄火源作象徵。此外，日本也有大型的護摩火供，多在戶外舉行，也容許一般人參與。[8]

《儀軌》一書主要記錄不動明王護摩的整個儀軌，由岡谷照光寺及京都智積院已故住持宮坂宥勝於上世紀80年代在照光寺護摩堂示範，另於2011年由其兒子，同為照光寺住持的宮坂宥洪（1950-）補拍相關手印的照片，作為一個完整的文獻紀錄。不動明王護摩共分兩部分：前行（Preparatory rites）及正行（Main ritual）。前行一節，書中記主持者進場、就坐、擺放及使用之供養品、對壇場、法器加持、構築護摩壇四周、祈請本尊加持、以火結界及一切唱誦，均以圖文作詳細解說。例如主祭者進護摩堂前，需先潔淨手口，塗上香油，進堂時需觀想種子字hūṃ及觀想自已為金剛薩埵，同時觀想自己正在進入法界（Dharmadhātu）──足踏蓮花瓣，足過處蓮花遂開。行者右腳需先踏進護摩堂，並觀想種子字ma置於右眼前，ta置於左眼前，二者代表日月二輪。[9] 《儀軌》的記錄，無疑是一部實用手冊（manual），修持者幾乎可以依樣胡蘆，尤其當中的真言和手印說明，是紀錄片（documentary）無法交代的細節，因此有很強的實用性。[10]

至於儀軌正行，據說來自空海的《息災護摩》。據編者謂，此法本由空海從中國帶往日本。空海入唐求法前曾隨安都雄足學習《論語》，也曾習苦行禪定，於十六歲得聞《虛空藏求聞持法》真言。後來他於久米寺發現《大日經》，細讀多遍仍不得要旨，只能赴中土求師解惑。他於長安兩年多時間，就得慧果灌頂後受予胎藏及金剛界所有密法儀軌，《息災護摩》當是其一。《儀軌》一書所見，正行分七部分：一、供養火天，二、供養降三世明王，三、供養本尊不動明王，四、供養完結之儀軌，五、解界，六、離開法座，七、破壇。七個部分均以詳盡圖文次第交代，包括供養前行、安納火舍、勸請火天、壇木點火、灑淨壇場、執花持咒、獻木五穀等，各種真言、手印，悉數展示，記錄方法與Staal的《火祭》如出一轍，既有學術性，亦富趣味性。這個部分，在編者另一篇論文中，說明了正行部分因不便公開，故只作簡單介紹 [11]，反觀《儀軌》一書，作為學術研究，還是作了詳細圖說。

此外，舉行護摩示範的照光寺，編者同樣以圖文一一介紹，包括山門、本堂、護摩堂、護摩壇、不動明王及其他本尊、壇具所有法器及主持者，務求令讀者對該次示範有整體的了解。

《儀軌》一書特點，當然在於它作為一部幾近足本的儀軌手冊。作為法事手冊，一般只有原文而沒有解說。本書優點之一，即以圖片紀錄了整個儀軌過程，包括手印（mudrā）、梵文真言（mantra）及日文音節拼讀、幾乎每幀圖片下均附有詳細解說。書末參考了Payne的「聖經」，臚列了儀軌的所有91項真言及相關的參考書目，這對於有興趣的讀者，乃至門外漢也能了知儀軌的所有細節，若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看待，此書無疑與上文提及的Agni一樣，同為珍貴文獻紀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人類學報告作為面向世界的學術專刊，大部分專論均以英文撰寫，其中如長野泰彥（1946-）主編的一系列苯教（Bon Studies）研究專刊，已為國際所肯定。立川這部護摩專論，不單對日本以外的學者，就國內學者而言，也是一部極具參考價值的學術著作，作為民族學專論之一，無疑最恰當不過，加上此書於民博館網站提供免費下載，對學者而言，就更加方便。當然，正如編者所說，日本的相關儀軌因不同流派而略有差異，因此，本書只能作為真言宗智山派不動王護摩儀軌的一個全紀錄。然而，它足夠讓讀者登堂入室，了解日本真言宗奧秘之一隅，故《儀軌》與Staal 的Agni一書同樣可貴。

護摩作為從遠古印歐雅利安文明的世俗信仰，到後來被佛教吸收、融攝與發展，特別成為藏傳佛教及日本真言天台的修持之一，變化傳承千年，歷久不衰。縱然有別於原始佛教的修行方法，如《根本薩婆多部律攝》謂「苾芻不應供養天神」[12]，但正如印順法師所說，佛教尊重供養、天神護持，乃與佛教咒願、誦經相結合。[13]《儀軌》一書，觀者可以看到日本護摩儀軌，揉合宗教修行次第與世俗求福兩種截然不同的功能，雖然它被納入佛教的修行體系，惟它另一方面有著濃厚的世俗傾向。出版《儀軌》的功德，除了宗教學、民族學的價值外，還給予一般人認識、進入和了解這種由來已久，跨民族跨宗教的混合儀式。書內各種圖文紀錄，值得佛教界、乃至對佛學及民族學感興趣的朋友重視。

[1] Frits Staal Agni: The Vedic Ritual of the Fire Altar.2 vols. Asian Humanities Press. Berkele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3. (Reprint: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10. )此書第一卷以圖文記錄了印度Nambudiris一次連續十二天的吠陀火祭（Atirātra-Agnicayana）盛況，圖片資料鉅細無遺，整個祭典在該書出版前從未對外公開。Nambudiris以外的人也不能參與及進入祭祀範圍，因此書中資料至今仍然十分珍貴，值得細閱。關於這次火祭源起，可參考Frits Staal ‘The Agnicayana Project’, Agni: The Vedic Ritual of the Fire Altar, volume 2, pp.456-475.

[2] Madhavi Kolhatkar, Musashi Tachikawa ed. Buddhist Fire Ritual in Japan (Senri Ethnological Report 105),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12. 此外，Richard Payne曾對日本真言宗護摩儀軌作過綜合研究，見The Tantric Ritual of Japan, Feeding the Gods: The Shingon Fire Ritual.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shan,1991.據立川武藏等學者說，此書已成為日本以外研究護摩儀軌的聖經。

[3] Richard Payne, Charles Orzech ‘Homa’, Richard Payne, Charles Orzech ed. Esoteric Buddhism and the Tantras in East Asia. Leiden: Brill, 2010, p.134.

[4] 松長有慶著，吳守鋼譯：《密教：東方智慧的崛起》。台北：大千出版社，2007，頁131-132。

[5] The Tantric Ritual of Japan, pp.36-43.

[6] 《密教：東方智慧的崛起》，頁132。

[7] Somayayajipad, Nambudiri & Staal, ‘The Five-tipped bird, the square bird, and the many-faced Domestic Altar.’ Agni: The Vedic Ritual of the Fire Altar, vol 2, pp343-358. 饒宗頤教授對此書所載亦大感驚嘆，後寫成〈F. Staal著Agni書後〉一文加以介紹，載《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一，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頁459-470。

[8] 如山伏（Yamabushi）舉行的護摩多在戶外舉行，參見Michel Strickmann（司馬虛）, ‘Homa in East Asia’, Agni: The Vedic Ritual of the Fire Altar, vol 2, p.447.

[9] Buddhist Fire Ritual in Japan, p.53.

[10] 立川武藏另有長文對日本護摩有長詳細的分析，其中包括護摩與供養（Pūjā）的差異，護摩儀軌說明（正行一節比《儀軌》一書簡略，蓋因修法儀軌，光看而沒導引，容易令人產生誤解，故不容公開，也不便公開）等，從它的世俗（Profane）與神聖（Sacred）作一番考察，見Musashi Tachikawa, ‘The Structure of Japanese Buddhist Homa ’. Richard K Payne & Michael Witzel eds. Homa Variations:The Study of Ritual Change across the Longue Durée.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pp.126-140.

[11] 見上注。

[12] 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源起與開展》。新竹：正聞出版社，2003，頁526。

[13] 同上注，頁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