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佛經對中國聲韻學的影響

平上去入四聲的發現，是與佛教有密切關係的，而四聲正是等韻圖主要架構中的一個成份。陳寅恪先生曾著《四聲三問》探討這個問題，認為四聲實起源於佛經之翻譯。他說：「南齊武帝永明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聲沙門於京邸，造經唄新聲……此四聲說之成立適值南齊永明之世，而周顒沈約之徒又適為此學說代表人。」又引《高僧傳‧卷十三》云：「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讚則號為梵唄。」

因為在魏晉六朝時，已開始有不少漢譯佛經出現，令中國人對梵文有更深的認識，因而促進了中國聲韻學之出現，而沈約的《四聲譜》及周顒的《四聲切韻》，據說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

在文學方面的影響

佛典初譯進入中國的漢晉階段時，詩體與音韻都起了變化、融合與反省，這是詩與禪在中國最初期的「交涉」中，佛教三藏中豐富的詩篇在中國尋求到以「偈頌」的面貌出現。中國詩歌的句數篇幅，乃至由抒情主體過渡到敘述與說理形態的變化，也正是詩禪之間相互影響、交匯、合流的痕跡。如元遺山〈嵩和尚頌序〉云：「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禪對中國古典詩歌不管在表現方法、理論系統與創作內容上都有極深的影響，禪對詩的發展提供了滋養、借鑒、啟發的積極功能，這是不能否認的。因此，在佛教文化影響下，不但豐富了我國文學作品的內容、文辭，而且格律、思想等方面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漢譯佛經的影響。

另外，如《法句經》一類的經典就是以韻文的「說法警句」為首，再配以散文故事的行文方式。佛典中有大量這種韻散並行的體裁，其韻文部份可謂是翻譯詩。然而這些透過「筆受」的翻譯詩，其形式與美學範式與中國古典詩相去甚遠，我們一般只稱之為偈頌，未能以「詩」作品看待它，但是它採用中國詩歌形式與中國詩歌交涉及其原為詩歌的本質，卻是不可抹殺的。

對文字訓詁的影響

自漢代之後，漢譯佛經日漸豐富，如在唐代的社會中，有不少知識份子都以訓詁的方法去研究佛經，如《華嚴經》、《妙法蓮華經》、《大般涅槃經》等都是士人的研究對象。這一方面使漢譯經典出現不少注疏，另一方面，因要運用不同字義、比喻等注釋佛經，故促進了中國的文字學。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