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屆七十的陳玲珊女士（傅太），參與過不少義務工作，例如東華三院的「歡樂滿東華」、南朗醫院的善終服務等等。其中她於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擔任義工更長達三十五年之久。從創校校長方心淑博士到現在，傅太先後經歷了五任校長的領導。不久前，在該中心的推薦下，傅太獲得第六屆香港傑出義工奬。令她持續那麼多年默默投入到義工服務，背後的原因是出自一份感恩心。

不抱怨的人生

四十多年前，傅太的兒子志輝出世。與其他嬰兒不同的是，志輝將近一歲仍舊不懂轉身，也沒法坐著。「當時健康院要我帶志輝去看醫生，兩年內看了三次，每次都有一班實習醫生圍著他，講著我聽不懂的英文，也沒有人告訴我怎麼做。後來，醫生說，志輝是因為我血型（Rh陰性）的原因而出現大腦痙攣，導致部分腦細胞死亡，影響身體機能及活動能力。

「醫生解釋，假如志輝剛出世時，醫院有為他換血的話，那麼他的身體機能及活動能力便不受影響。發現志輝出現問題後，醫院嘗試替他做放筋手術，但是對情況已沒起絲毫改善。」回憶這往事時，傅太語氣澹然，看不出有任何怨懟。

傅太笑著說：「這已是不能回頭的事實。既然兒子是這樣，就要照顧他。只能順其自然，自己能夠做多少就做多少。」

從自利開始

當志輝到了適學年齡，傅太為他報讀甘迺迪中心。初時，學校只批准志輝試讀三個月。試讀結果是，「老師覺得志輝的記憶力不差，物理治療師則認為志輝做運動時不甚合作。」於是又給志輝試讀三個月。

但是三個月後，如果不獲錄取又該怎麼辦呢？當時傅太心裏盤算著：「假如有兩個情況差不多的同學，而其中一個同學的家長會到學校做義工，被校方收錄的機會肯定會高一些。」於是，傅太便向甘迺迪中心申請擔任義工。傅太自嘲道：「這樣的動機似乎有點自私。」

志輝雖然上學了，但是接送他一點也不容易。「那年我們住在香港仔的唐樓，每次接送志輝上學或回家，我都必須抱著他上下五層樓梯。從香港仔搭巴士到中環，再由中環乘搭校車到大口環。」雖然這幾句話只是輕輕帶過，但其中的辛苦不難想像。

「復康之母」的幫助

直到1985年志輝畢業，傅太替他申請庇護工場及宿舍。不過，好事多磨，他們等了四年仍沒音訊。其間，傅太的母親和志輝時常爭執。同時，雪上加霜的是與她同住的弟弟的遺傳性精神病復發，種種壓力令傅太患上肩周炎。

「甘迺迪中心的方心淑校長知道我的情況，便安排我到麥理浩（復康院）做物理治療，並要求新生精神康復會為我弟弟提供宿舍。由於我的情況緊急，方校長跟痙攣會磋商，要求盡快安排宿舍給志輝。」在方校長的幫助下，志輝的個案很快得到回應。

不過，辦理入舍的手續需時。為讓傅太安心治療肩周炎，方校長更破例安排已畢業的志輝回甘迺迪中心寄宿。對此，傅太表示：「方校長對我的恩惠，我一定要回報。只要學校有需要，我一定會回去幫忙。」對於「復康之母」方校長的報恩心，正是傅太擔任義工的動力。

輔助老師教學

傅太在學校裏擔當著「助教」角色。「學生的學習能力較弱，部分同學未能明白老師講授的內容。我會在他們耳邊重述老師教授的內容，牽著他們的手，帶他們寫字和認字，幫助他們學習。」

除此之外，每逢周一至五早上及周日中午，她還負責跟隨學校的復康巴士，到新界區接載中心的走讀生。「我幫同學扣安全帶，有時需要安撫學生的情緒。例如，部分寄宿生於周六、日會回家，與家人共聚天倫。回校上課時，難免捨不得與家人相聚的那種溫暖。」

這時，傅太會以「轉移同學的注意力」來安撫他們。「我跟他們相處久了，對他們的性格或多或少也了解。我會跟他們聊聊路上的巴士，給他們一點東西拿在手中。或者勸慰他們，哭泣的樣子不好看，再遞給他們紙巾擦乾眼淚，並叮囑他們車上沒設置垃圾桶，用過的紙巾必須帶到學校才能丟。這無非是給他們一點心理寄托，轉移他們鬱悶的情緒。」

傅太引述義工奬評審的問題：「打算在甘迺迪中心幫到甚麼時候？」傅太回答：「幫到學校的人手足夠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