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宗教，必然擁有至少一個信仰對象。一個人是否宗教徒，一種思想是否宗教教義，一個團體是否宗教組織，關鍵即在於有沒有蘄向一個或多個崇奉的對象，否則，此人只會是醉心於沉思冥想的哲學家，這套思想不外乎是追尋真理的哲思，此團體不過是促進人際互動的社會網絡而已。

那麼，在宗教裏甚麼才算是「信」？這便需要回到宗教的原點。宗教乃涉及對宇宙與生命經驗一系列根源性的「大哉問」，最常見者包括：人之生也為何、死後將往何處？世界從何而來，是自然化生還是由造物主所創？世間的苦難如何超克化解？……這些叩問，宗教縱能提供明確的答案，卻始終難以獲得確鑿的客觀驗證，亦無法讓普天之下人人信服。儘管如此，無數虔敬的教徒，在尚未取得充分的經驗證據和知識基礎的情況下，仍執意堅信他們認為是真實無妄的教理，委身於其眼中至高無上的神靈。這種取態，其實是虔信者一往無前的抉擇，矢志衝破理智的局限，放手讓情感、意志與信念，擔當靈性體驗的領航員和存在意義的探索者。然而畢竟「信」並非「知」，難遣理性的疑竇，因此，即使理性暫時潛隱不動，它亦不時頓促著自己勿忘本務，應盡力探詢信仰的根基。這樣看來，在宗教信仰中，「信」與「疑」，總是互為表裏，如影隨形。若無「疑」，則缺乏以「信」釋「疑」的原動力。但從本質上看，「信」又不能絕對排除「疑」，因為若無「疑」，則毋須「信」，只須直接去體證和認知即可。故「信」的底蘊，恒帶著「疑」。若要斷惑去疑，就得連「信」也要徹底拋棄。

可見，在親證到宗教許諾的理想境界之前，信仰是混雜著希望、懷疑與信念三種材質，交錯搭建起來的橋樑，目的是通往與塵俗遙遙相對的彼岸。眾生五蘊熾盛，這三者時有消長，加上現實觸目可見，天國聖境卻遙不可期。信仰在很多時候，難免被三者的互相拉扯，撕裂得殘破不全，令懷著赤誠的信徒，不禁黯然神傷。難怪天主教小說家貝爾納諾斯（G. Georges Bernanos）有感而發：「信仰是百分之九十的懷疑，和百分之十的希望。」[1]

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磨劍二十八年的巨構《沉默》（Silence），正是要咄咄逼問信仰的真正價值。面對數以十萬計天主教徒遭受的凌辱和迫害，神職人員還憑甚麼去敬畏無動於衷的上帝？此情此景，堅持崇拜一言不發的天主，還剩下多少意義？在電影中，沉默至少涵有好幾重寓意。它代表迫於強權兇威，信徒噤不敢言，信仰秘而不宣，這種沉默，是被強行滅聲。另一種沉默卻是主動的，是可以言說而選擇無言，這就是上帝的默然不語，亦是傳教士Rodrigues最大惑不解的關節。身陷囹圄，仰望蒼穹，唯見一片昏天暗地，上帝何曾吐露過片言隻語？為此他感到萬念俱灰，質疑神是否對受盡壓迫的教徒群眾，置之不顧。

不過，若然上帝真的開腔說話，教眾就會疑慮全釋嗎？恐怕未必。語言和概念既能解疑決難，也能反過來製造疑惑與紛歧，對守文之徒來說，尤其容易陷入這個惑妄的根源。觀乎那些被信眾公認為天啟的聖典，仍然阻止不了教派的分裂和教義的紛爭，便可知連奉神之名的聖諭，也無法在人世間一錘定音。 

因此，相對於可能引發迷思的觀念與言語，有時候，透過不聞人語響的沉默，宗教徒更容易幡然有悟，啟闢進境。沉默，使一切思慮倏地沉澱，在當下阻絕偏見的橫行，切斷煩惱的迴圈，防犯欲望的躁動。它為心靈提供一個隔離的場域，一個寧靜的密室，一個自淨其意的區間，在忘言絕慮中，人於是有機會瞥見存在的實相。佛陀便是一位深明沉默之道的天人師。面對無助於了解人生真實面的形而上問題，佛陀的態度是不予答覆，著名的例子是「十四無記」（見《雜阿含‧思惟經》）。另在《有我經》中，佛陀「默然不答」婆磋種出家人關於有我的詰問，也是為免增其邪見，同時敦促提問者好好正視自己的生命處境，尋求有益於梵行的解脫之道。

沉默，作為一種特殊的佛教教學法，與另一說法形式「法談」享有同樣舉足輕重的地位。佛菩薩不說法，一是法的深奧難知，非無明眾生所能輕易理解，因此聖者有難言之處，此是「不欲說」。其次，對於慣性取著的眾生，默然不說，是藉摧遣掃蕩的方式來破執，此是藉「不說」、「不可說」來遮除一切戲論與妄見。這種語言策略，中觀學發揮得最淋漓盡致。在「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中，諸法均不可思議、不可得、不可見、不可取，如是，有與無、常與斷、信與疑的對立，皆聲沉影寂，一切不落言詮，悉歸於空無自性。於此，沉默不但是開啟不二法門的鑰匙，也是不二諦理的最佳表徵。

在沉默裏，終於，我們遇見了光明。

[1] 遠藤周作著，林水福譯：《對我而言神是甚什麼?》（(新北市：立緖文化，2013)），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