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候大學的錄取信時，一如往常沒有上學的日子，我拉長著臉到膠園收膠汁。母親從沒強迫我摸黑去割膠，我也不曾毛遂自薦，因為在那冷冷的鋅板屋底下，我實在捨不得離開暖暖的被窩。我甚至曾刻薄地對母親說：“你先去餵一輪蚊子吧！待天亮後我去收膠汁時，就沒那麼多蚊子追著我叮了。”母親倒是從沒怨言，她輕信宿命論，更是不忍心看著孩子跟著她受苦。而少不更事的我只知道撫育孩子是父母的天職，卻不曾去瞭解，分擔父母生活裡的重負，也是孩子的份內事。

一天，從膠園回來，髒兮兮的我和郵差打了個照面。他揚著大信封，高聲祝賀我。生平第一次收到這麼大的信封，我也肯定裡頭裝著的是個好消息，但出乎意料，那竟然是醫學系的錄取信，我興奮得跳了起來。

待母親回到家後，我把信件攤在她眼前。“衰仔（客家話：罵孩子的意思），你開什麼玩笑！我哪裡看得懂。”母親口裡雖是碎碎唸，心裡卻為我喜悅。我指著信件裡頭的一個數字，她戴上了老花眼鏡，大吃一驚：“什麼？六百元！（一千五百港幣）”以母親一天四令吉（港幣十元）的酬勞計算，單是這個入學的雜費，就要吃掉母親五個月的工資──而我四天後就得帶著這筆費用去大學報到了。這時候，父親不知在哪一個州的哪一片森林裡伐木，姐姐還在師範學院唸書，哥哥則在新加坡當建築工人，遠水難救近火啊！

母親聽我說若逾期還沒報到，就當是自行棄學的時候，她氣急敗壞地翻箱倒篋，在衣櫥和米缸底下搜出了所有的儲蓄。點算了一下後，她垂頭喪氣地對我說：“待會兒我去向老闆預支工錢。”她愛兒心切，望子成龍，自然不願看著我步她後塵，將來過著晴天吃白飯，雨天喝稀飯的日子。

若母親預支了這筆工錢，在我遠走他鄉後，她不知要挨過多少蕃薯配稀飯的窘困。我不能只顧著自己往燦爛的前途奔去。“媽，我手上還有一些錢。”那是我在假期裡當“補習老師”的收入。

“你就留著備用吧！吉隆坡的東西，貴死人了。”母親出身寒微，沒到過繁華的都市，是個不折不扣的村嫗，一生就在膠園和廚房裡打轉。只唸過兩年夜校的她，懂得了多少？她勤儉持家，對孩子顧憐深重，更是怕我吃不飽。小時候的餐桌上，沒有大魚大肉，但每逢過年過節時，母親總是偏愛著我這老么，留下一隻雞腿，讓我沾著醬油吃；而哥哥與姐姐則得共享另一隻。兄弟嬉戲鬧彆扭時，母親也老是偏護著我。她像是一棵屹立在風雨中的膠樹，為我遮風擋雨，但需索無厭的我只像是一把無情的膠刀，不停地往她身上割。

媽，您又留著什麼給自己呢？

這二十年來我讓母親疲於奔命的瑣瑣碎碎，要比膠園的蚊子更令人煩躁的了。今天我要自行解決問題。“媽，我去借。”我腦子裡閃出了一個我相信能夠為我解燃眉之急的人。

我向鄰居借個方便，撥了一通電話給黃老師──我自小一至小五的級任老師。她一向樂善好施，當年好幾位家境貧窮的同學的校服和文具，甚至是梳子和髮蠟，都是她暗地裡自掏腰包送上的。我的喜訊傳了過去，電話的另一端傳來了她一貫的慷慨：“恭喜你啊！你明天就過來拿吧！”四十公里外的熱忱，通過細細的電線傳到我耳根，還是暖乎乎的。

翌日，黃老師把一早就把準備好的六百令吉交到我手上。久違了的的老師，風采依然，豪爽如昔。我自小學畢業多年了，老師已沒有義務要如此善待我，但她沒有考慮自己的得與失，甚至對我什麼時候有能力“還債”之事，隻字不提。在我眼裡，老師不也像是一棵膠樹，綿綿不斷的膠汁正如循循善誘的教導，實踐著無私付出的教育。

在向老師告辭時，她似乎又想起什麼，把我叫住，然後轉身在錢包裡掏出二十令吉，塞到我手裡，說：“國全，這是給你買車票的，祝你一路順風。”老師心裡的那一份熱誠，霎時間在我掌心暖了起來。那一刻，我眼淚都快要掉下來了。這一份感動，在我往後的行醫生涯，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到家，母親看著花花綠綠的鈔票，滿腹疑惑地問我到底走了什麼好運，會遇上這麼熱心的老師。媽，我確實是走了好運，因為您也是我生命中的貴人啊！

大後天，躊躇滿志的我，背起了老師的祝福，揮別了母親眼角流露的掛慮，就踏上了學醫之路，投進浩瀚的知識大海……

光陰如梭，曾經是莽撞少年，回首已是“半百”年身。當年這一個感人的畫面，一直都掛在我心裡最溫柔的地方。我沒有達文西那般精湛的藝術，可以用色彩將蒙娜麗莎的微笑定格，流傳於世。我惟有以平庸的文字，將母愛和恩師的情緣，鑲嵌成為我記憶中一幅畫，一幅不會褪色的畫。

（原載《星洲日報》副刊，2011年5 月1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