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林其賢教授用了十年時間編撰《聖嚴法師七十年譜》。據說，聖嚴長老與常住法師談及此書時，他的評價是──林其賢比我還了解我自己。
2004年，聖嚴長老首次立下遺囑，咐囑林教授夫婦（郭惠芯女士）為他編修身後年譜。五年後長老修改部分的遺言，但編纂年譜的人選並沒改動。2009年林教授完成博士論文時，驚逢長老捨報，他旋即著手編寫《年譜》，並以鍥而不捨的精神與毅力，歷時七年的時間，從長老幾千萬字的著作中，爬梳出一百萬字，編輯了《聖嚴法師年譜1930-2009》。《年譜》全書四冊，共2,586頁，展示了法師一生的行儀。教授投注了近二十年於《七十年譜》與《年譜》兩書。人生匆匆不過百年，二十年並不是短的時光。為何他會作出這種選擇呢？
編纂年譜的因緣
林其賢教授編撰聖嚴長老年譜的因緣，可能要回溯到八十年代末。「我的碩士論文是研究李卓吾，那時訓練的就是寫年譜。」在具備了這種學術能力後，90年代初他主動接洽聖嚴長老，希望為他編篡年譜。「我主動找師父，徵求他的授權，因為在編寫的過程中，如果獲得師父的授權，會方便我取得師父的一手資料，譬如說筆記、口述資料或會議記錄等等。」
至於以年譜的規格來呈現，是因為「年譜是研究的最底層基礎，它猶如建築物的地基。就地基本身而言，它並沒預設必須蓋哪些特定的建築物。同樣的，《年譜》是以史料為基礎，作為客觀史實，提供任何想研究師父的人作史料參考；而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客觀史料，去研究師父的學行、思想與生活，譬如他的如來藏思想、禪修體系、組織發展等等，都可以在《年譜》中找到。」
編輯年譜不像是在書寫傳記或評論，作者不能帶某種企圖性亦毋須賦予個人的評論。編寫年譜，編者只需呈現客觀的史實。然而，如實地呈現並不表示不經揀選的史料堆砌，它必須扣緊譜主的思想主軸。林教授表示：「要做到這點，我們必須先如實地了解師父每個階段的學術、思想主旨以及他所重視的部分，如果能把這些都列出來的話，我們便可以看到他思想上的轉移。」林其賢教授藉著這樣的思想模型，在2000年完成了《聖嚴法師七十年譜》。
聖嚴長老讀完《七十年譜》後「深受感動」，在序言中他盛讚林教授：「既有耐心，也極細心，蒐羅到了這麼豐富的資料。許多東西，連我自己也有意無意地早就遺忘了的，卻都在這部《年譜》中現了原形。」他並且對《年譜》作出如斯的評價：「以客觀的態度，完全依據原始資料，以編年次第，逐條逐項地向讀者們把我赤裸裸地作了忠實的介紹。作者沒有給我歌功頌德，也沒有對我批判撻伐，他盡量是用我自己來表達我自己。……因此可說，這部《年譜》中的譜主，是未經他人來雕鑿、化妝過的我這個人。」
《年譜》是怎樣形成的
不帶個人主觀的褒貶而以如實的態度呈現譜主，是林教授編輯《年譜》的態度。他認為，在如實的歷史了解中，建立對長老學行歷程的認識是重要的。「如果把師父的思想與實踐，視為是他所遺留的法身舍利，則我們對這『遺產』的繼承，必先有『如實的了解』，才能有『批判的了解』或者『創造的了解』。」換言之，人的思維抑或信念系統，都須奠基於客觀的事實，所以不管是長老的支持者或反對者，都應當先對長老的思想及見地有「如實的了解」。教授的這種編纂態度，正是長老將身後《年譜》交給他們夫婦二人完成的原因。
《年譜》的編修工程殊不輕鬆。林教授需反覆閱讀長老的所有文章，然後思考、抉擇、取捨文章的重點，把它們濃縮起來，再以「年譜」的方式呈現。要將這些資料以「年譜」的形式串聯起來，還必須找齊長老那個年代的各種佛教文獻期刊，經過排比、校勘原典中的時間錯誤以及標示文獻的出處，以方便日後的學者參考。
此外，《年譜》的校對的工作亦不輕鬆。「交稿後，我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校對。校對人選都是對師父的行儀相當熟悉的，譬如法鼓文化的負責人果賢法師、聖嚴法師隨行記者胡麗桂、以及法鼓雜誌的多位編輯，有時我也請惠芯幫忙看，而我每次都是最後一個做校對的，所以我能看到前面幾個編輯的校對痕跡。他們除了文字校勘外，還重新複查以及訂正《年譜》所引用的內容、資料。如果他們有意見的話，會在上面做記號，提醒我這地方需要注意及考量，譬如說師父講話的重心。
「遇到這種情況，我會複讀師父的相關著作，並思惟他們提出的疑問。由於師父大部分講的東西，我都沒在場；他們是透過現場的語境來理解師父的話，而我是經由紙本的記錄，所以理解上可能會有所差異。雖然我都沒在場參與，但不見得是壞事，因為我讀完師父的所有文章，能從師父的整個脈胳來理解的。也就是說，我是由全體來決定局部的，所以差異應該不會太大。雖然他們都尊重我的意見，但也不是我說了就算的，所以我們會經過再三的斟酌才作最後的決定。」
編纂、校勘的工作是如斯的繁瑣和費心，所以《七十年譜》和《年譜》兩書，林教授投注了將近二十年的時光與心力。「這二十年來我幾乎都一樣，每天固定寫兩個鐘頭，當然大部分時間都超過的。無論是在家裏或學校的研究室，反正一有空我就坐在電腦前處理。我把它當作是『定課』，而且我本來在學校教書，做研究是我的『業務內工作』。」林教授微笑著說。
二十年並非短時間。林教授的「業務內工作」會那麼順利，背後少不得一位願意默默為他護持的人。「我大部分工作的時候，是沒日沒夜的，連吃飯、睡覺我大概都忘了。惠芯她就像是鬧鐘一樣，只提醒吃飯、睡覺，只管我的作息正常。如果要外出參加社區大學的活動，她會先把飯煮好，然後到時候再打電話來提醒我吃飯。她從不干涉我的生活，也沒抱怨過我沒帶她去旅行。」他們的生活雖是平淡，但不乏幸福的感覺，夫妻間鶼鰈情深不言而喻。
編者的如實，譜主的虛懷
編寫《年譜》時，林教授既不是站在信徒的立場，也不完全是從學者的角度或抱持批判者的觀點，而是以純客觀的態度如實地介紹譜主。然而，在他依據的原始資料中，有些資料對長老來講是「有點難堪的」。
據林教授說，長老在早年的一篇文章裏，認為「比丘不要剃度比丘尼，比丘尼應該由比丘尼長老剃度。」[1]教授停了一下，再徐徐說道：「純粹從法理上來講『應該要這樣』，不過到了要發展法鼓山時，台灣的社會因素改變，出現大量的大專女青年出家，師父也接引了不少女眾。看他後來做的和聽他前面說的，是矛盾的。不過，師父卻願意面對這個歷史事實。
「在同輩的出家人中，師父傾向於學問僧的性格，但是他仍然是一個修行者而不是一個學者，所以並不會對思想上的不一致有較仔細的說明。他是非常漢傳佛教修行人的性格，重視包容、圓融，就是要因應社會的需求與變動，作不同的調整。」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長老願意面對這個「歷史的難堪」，所體現的正是一種教育──「認知因緣不是人力就能決定」。「許多歷史因緣，不是一個人可以完全決定的，它需要配合社會條件及機緣。假如條件不成熟，機緣不相配，即使再有理想也是沒有辦法的。」
事實上，是否需要配合社會因緣，或者要配合到甚麼程度，向來是佛教裏的待決問題。林教授指出，早期佛教分裂成部派佛教都是源於「以戒律為主」和「以度眾為先」的爭辯。「如果是度眾的話，會比較考慮因緣的層面；如果是以戒律為主的話，就是要不動了。百丈立清規為漢傳佛教的延續與弘傳立下重大基礎，但當時是被一些大德視為異端的。明顯地，師父年青時重在戒律的部分，後來是較偏重度眾的部分。站在時勢來說，要普及佛法，讓更多的人受益，非得成立組織不可，因為個人的力量是薄弱的。」
從《年譜》中學習
林教授在《年譜》中如實呈現長老，那麼這位未經「雕鑿」及「化妝」的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從年譜中，我們可以得知，長老一生既沒有神奇的事跡，也沒有預知時至、坐脫立化。他走的時候也躺在病床上，病痛的時候也需要打麻醉藥。「師父顯示出來的，就是一個平凡僧。不過，他一輩子的特徵就是：奮發向上，突破當時社會上各種對他的限制，也突破他自己對自己的限制，不斷地突破，不斷地上進。
「法師早年輟學，學歷有限，竟又留學日本並榮取博士學位。他開辦定期及密集的禪修班、創辦佛研所、成立法鼓山；他適時地扮演各種承上啟下的角色，隨著時節因緣的轉變，從一個內向、不善交際的讀書人到通達人情，無論是跟企業的或政治界的人來往，他說的法都是老少咸宜。」
林教授相信，長老的練達處理能力跟他的禪修體驗和深入經藏有關。而長老的禪修開示亦影響著他，「在閱讀的文章時，我受益最大的是師父的禪修開示。」教授用「圖釘上的釘」來隱喻禪修。他說：「在禪堂裏用功就好像圖釘上的釘一樣。如果圖釘只有釘而沒有平板的部分，那麼我們是不可能壓它下去的。在漢傳佛教中『平板部分』就是天台、華嚴思想，缺乏對這些思想的了解，就好像沒有平板的圖釘，我們是無法參禪的。」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只從禪修談禪修，而罔顧禪修背後的思想理論。林教授以現代人提倡生活禪來作例子，他說：「其實生活禪是最高階的，它希望我們能生活佛法化，佛法生活化。不過這必須經過訓練才可能做到的，所以它不是初入門的方法。當然為了普及，我們可以作一些方便接引，讓大家先試試口味，不過這畢竟只是是『前菜』。」此「前菜」作為接引的方便，是不能與真正的禪修「主菜」互相混淆的。
延伸閱讀
[1] 參考聖嚴法師（1992）：〈比丘可以度尼嗎？〉《律制生活》，頁9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