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冠肺炎肆虐，究竟學生在這個時候應否上課，實在是敏感的課題。香港的教育局剛在8月初宣佈，下一學年各學校按原訂日期開學，但所有面授課程和校內活動暫停，改為網上授課。教育機構就像佛教道場和禪修中心一樣，是某種形式的社群，一向以來，互動、學習和教導都是以與他人共處的方式進行的，取消了這些互動為教育帶來了重大的挑戰。不過，這種新的授課形式和方法很可能還需要用上好一段日子，現在也是絕佳時機來讓我們重新思考授課的各種內容，究竟哪一些是優先需要用到網上形式呢？
當大、中、小學將課程轉移到網上平台，家長所付的學費是否物有所值？考試又是否會如期舉行？舉例來說，路透社這樣描繪學校關閉的情況：「在家學習令教師、家長和學生都感到挫折，而且也會拉闊學習差距。根據香港教育大學在2月所做的調查，不論是入息水平高低的家長，超過三分之二都認為他們的子女在家學習有困難。」
對於今年的畢業生來說，無法參與畢業典禮或是舉行畢業派對，相信會教他們感到相當失望。今年是年輕人難捱的一年：全球各地的學校被逼關閉，因為教育界相信，面對種種困難和不確定因素，在家學習總比完全剝奪年輕人的學習機會為好。
Jill Suttie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出版的一份雜誌中談到，她的女兒因為一宗肺炎個案而要取消所有實體課堂和年終考試：「雖然大學要承擔龐大的開支－例如要為整個校園消毒，但是我很慶幸他們迅速作出行動，並且將學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Suttie也在另一篇文章表示，該項果斷的行動增加了民眾的團結、愛國情操和對政府的信任度。
不過，教育工作者現在才剛開始適應將課堂搬到網上。為了協助年輕人應付這個危機，需要學生、家長和教育工作者在多個層面及跨世代間互相合作。以目前來說，關閉學校只是開端，不過各個社群和政府需要做的不單是回應新冠肺炎，而是主動地發展大膽創新的教育計劃，以應付在這個奉行社交距離和自我隔離的新年代的需要。
正如很多評論家和分析家正確地指出，因新冠肺炎而導致的教育方式轉變有利有弊。著重引導成人學生過有意義和有目標生活的美國教育機構Project Wayfinder認為，有關應對社會情緒的學習日後會更受到重視。舉例來說，在疫情期間找尋目標和意義已成為重要的討論。大部分課堂過去一直忽視這種哲學和精神上的探討，認為這應該是學生私下追尋的東西。現在課堂已真的轉移至學生家中的私人環境，那麼這種探討理應變作公眾教育的一部分────形式可以是網上課堂，或是佛法講座。
就以與佛學相關的內容來說，近年越來越多學校注意到禪修課程對學生的益處。西方世界的正規學校要引進禪修或學習慈悲心（作為正規的校內科目）過去或會有行政或文化上的障礙，不過這類課題現在可以成為目的為本的學習一部分。正規課程不單可以納入這些課題，更可以向學生提問，他們在目前的環境中，可以怎樣有效和健康地過生活和學習。
全球各地佛教乃至於其他宗教的社群在近期也要作出相應調整，轉向採用網上弘法的形式。無可否認，大群人聚集在室內的宗教活動容易導致病毒傳播。例如在香港，2月就出現過佛堂感染群組，南韓也有源於新興教會的大規模爆發。各地政府固然有限制宗教活動的指令，但我們注意到很多宗教團體都自行取消大型集會，如台灣的慈濟和法鼓山自3月起已暫停法會和課程等。不少弘法活動陸續改為網上直播或預先錄影：韓國著名僧人法輪禪師（Venerable Pomnyun Sunim）最近就全球直播網上佛法對談講座；一些較小規模的網上佛法講座也變得更為普及，這其實有助讓更多人接觸到佛法，因為大眾不再需要親自到佛學中心去上課。
毫無疑問，網上講學自有其不足之處，畢竟課室是特地設計來作學習之用的。宗教場所（不論是寺廟或禪修室）也是特別適合進行各種靈修活動的。不過，我們不應該單純將實體教學或靜修的內容重新包裝，就在網上向提出要求的人發送出去，就像將現有的課程內容「複製和貼上」到互聯網上去。這不單不可行，同時也浪費了重新思講授內容和重點先後的機會。教學上作出的轉變，跟佛教領袖和社群所做差不多，就是為網上世界度身訂造，包括使用討論區、應用程式、一對一的視像會議、公開的網上直播和問答環節等。
正如同美國一家學校的校長認為：「新冠肺炎為教育帶來了獨特的機會。一百五十年以來，我們首次可以大規模改革現存教育制度的這種工業模式。大家之所以有學習的能力，是因為我們想學習，而不是因為我們需要學習。」往往只有在危機中，人類社會才會出現足以改進未來的變革。這說法同樣適用於佛教團體，因為網上的佛教課程和各項靜修活動在新冠肺炎爆發前早已普及。數十年來有關不必然需用依賴寺廟來建立宗教社群的討論（這項討論於佛教在西方世界發展初期尤其熱烈），跟現在討論師生做新的實驗、探討不用課室上課等，並無二致。對教育界和宗教界來說，變革一旦發生，就可能永遠不會回復舊貌。
當然，在探索過程中一定會出現錯誤，重要的是我們都能以智慧和勇氣行事，那麼當新冠肺炎消退後，教育界和宗教界都會呈現比以前更美好的新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