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群國內學者南遷香港，他們基於復興中國歷史文化的使命感，於是創立新亞書院及研究所 [……] 這些學者視佛學為中國文化之一部分，不時開設佛學課，間接或直接培養了不少佛學人才，促進佛學研究，成為大專院校教授佛學之濫觴。」以上是《香港佛教史》的作者鄧家宙博士就新亞一群學者對香港佛教所作貢獻的評價。的確，佛教不只屬於佛教徒，更是世界的一套主要文化；佛教在中國既有著悠久的歷史，華人學者對之遂有一套獨特的看法。誠如佛教學者張曼濤先生 (1933 – 1981) 在〈當代中國的佛教思想〉一文中指出，有關佛教的討論不能僅是著眼於教內的法師和居士，亦要注意教外的學者，因後者往往能循非佛教的角度審視佛教，為佛教帶來新的衝擊。至於從非佛教的角度來審視佛教，當代新儒家無疑是當中代表。
事實上，自從錢穆 (1895 – 1990) 和唐君毅 (1909 – 1978) 等先生南來香港，並分別於1949年創立亞洲文商學院 (翌年改名新亞書院) 及1953年開辦新亞研究所以來，香港便迅速成為當代新儒家的一個重要基地。由於當代新儒家廣泛利用佛教概念以擴充儒學的義理，其遂使吾人對佛教的理解，由原來倚重讀經的方法轉變為哲學的討論，並使佛教義理有從傳統的視野中得以更新的契機；又由於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的自我定位為高等教育機構，故在新亞講授的佛學乃重視學術要求，間接幫助香港的佛教由原本主要為民間信仰，逐漸轉變為兼能獲知識分子垂青的學問。以上兩點，對於佛教在義理的突破和形象的改善均有極大的影響；而這兩點之所以在香港出現，新亞研究所正好有著極大的貢獻。
以義理的突破為例，長期擔任新亞研究所所長的唐君毅先生特重華嚴宗的事事無礙法界和六相圓融精神，認為世界上一切有價值的理論在原則上都能並行不悖和無有阻礙，藉以嘗試改變傳統儒家強調道統以排斥他者的流弊，把儒家朝向一開放系統的方向以發展。在唐先生眼中，華嚴宗的理論有極大的應用價值，極待我們的發掘。至於收錄了唐先生對華嚴義理所作闡釋的《中國哲學原論》諸大作，則是唐先生在主理新亞研究所時完成。同樣長期擔任研究所教授的牟宗三先生 (1909 – 1995) 則特別喜歡天台宗「開權顯實，皆歸佛乘」的圓教精神，認為學問須先立大旨。大旨既明，則達致目標的方法盡可靈活變通。儒家如要發展科學知識，便得吸取天台宗的經驗，自覺地把良知暫時退隱，好讓認知能力得以發揮，此一破格的主張即為「良知之坎陷」。牟先生乃認為，天台宗的立論足以為不同思想當如何朝向一最佳理境提供參考。至於牟先生用以闡釋天台義理的《佛性與般若》，正是在研究所任內完成。
法舫法師 (1904 – 1951) 在《唯識史觀及其哲學》中曾言，「研究台、賢的雖多，但方法是陳舊的」。唐、牟兩位先生能對華嚴和天台的義理作出與前人不一樣的闡釋，這實大大刺激學界對兩個宗派的研究興趣，其成果更引起國際學界的注意。如Jason Clower便以牟先生對天台宗的闡釋為研究對象，於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並出版專著The Unlikely Buddhologist: Tiantai Buddhism in Mou Zongsan’s New Confucianism (Leiden: Brill, 2010)；筆者亦曾對唐先生有關華嚴宗的闡釋作過研究，並出版Thomé H. Fang, Tang Junyi and Huayan Thought: A Confucian Appropriation of Buddhist Ideas in Response to Scient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eiden: Brill, 2016) 一書。坦白說，對佛教義理作出闡釋的人甚多，但能成一家之言並得到他人認同者卻甚少，唐、牟兩位先生正好是當中的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唐先生對時人的華嚴著述所作眉批和牟先生《佛性與般若》的手稿現在還收藏在新亞研究所的圖書館之中，價值可謂非常珍貴。
除了唐、牟兩先生的不朽著作外，新亞研究所還培養了不少在香港佛教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如在七、八十年代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任教佛學課程的霍韜晦先生 (1940 – 2018)，便以佛家知識論為研究題目，在新亞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負笈日本專研佛學，是香港其中一位最早把佛學帶到高等院校的人物。後又創立法住學會，一度在民間推廣佛學，為學界和社會人士提供了一接觸佛教的機會。論及香港佛教的發展，李潤生先生的貢獻更是鉅大。李先生在六十年代隨唐君毅、羅時憲 (1914 – 1993) 諸位先生學習，以唯識種子理論於新亞研究所取得碩士。羅時憲先生往生後，李先生繼任法相學會主席，其不但有系統地在民間講授唯識經典《成唯識論》長達十年，並為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籌辦「漢文佛典」證書課程，為本地佛教培養熟悉經論的人才，更撰作共七個單元的《成唯識論述記解讀》，對玄奘法師一系的唯識今學作迄今最為全面的闡釋，大大開闊我們在理解唯識思想上的視域。此外，唐先生之高弟梁瑞明先生，在新亞文商書院最艱難時期，培育了一批佛學及學術人才如陳雁姿、李葛夫、蔡小玉、朱雪芳、麥超美等，又為志蓮淨苑成立文化書院，開設佛學、哲學及藝術文憑課程，對推動本港佛學工作，貢獻良多。研究所現任所長劉楚華女士，亦是隨唐先生在研究所學習，再赴法國專研敦煌學的學者。香港不少對佛學有興趣的人士均曾直接受業或間接得益於他們的教學和弘法工作。至於其他曾在新亞研究所深造的佛學學者不計其數，不能在這短文中盡錄。
綜上所述，新亞研究所不但是香港在佛學研究上的一個先鋒，其亦是本地在培養弘法人才的一個基地。我們若認為新亞研究所僅是當代新儒學的重鎮，而以為它即與佛教無關，這無疑是看輕新亞諸位先賢的胸襟和氣象；我們若忽視新亞研究所對佛教的貢獻，則對香港佛教發展的認識亦必不夠全面。本短文僅就新亞研究所與香港佛教的關係稍作介紹，以為香港佛教的發展史填補重要的一筆。至於新亞研究所與香港佛教在今後的關係如何發展，則有待我們一齊譜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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