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蠶吐絲，一縷絲線能吐多長？能延伸至多遠久？
自2007年參加由李美賢老師帶領一眾港大佛學研究生到敦煌參訪，便對敦煌一見鍾情，深被敦煌佛教藝術的偉大所撼動。隨後為著不同理由，每年均如候鳥般回到敦煌參訪考察，暢行於那自由寧靜廣闊的沙漠上，探訪那崖壁上一個個神祕而精彩的洞窟。
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張騫奉命出使西域，領隊騎馬踏出通往西域之路，這是漢人首次到達境外神秘危險的西域各國，打通了漢朝直接通往中亞的道路。19世紀末，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把這條連接中國經由中亞直通西方歐洲的路線，命名為「絲綢之路」（Silk Road/Route），從此這個名詞便流行開來並被廣泛使用。中國與絲路各國雙方使者從此往來不斷，開拓了經濟貿易，也促進了文化交流。中國產製之絲綢、瓷器和茶葉等產品大量遠銷西方﹔西域特產之馬匹和葡萄等﹔天竺（今印度）出產的寶石和香料等﹔波斯（今伊朗）出產的地毯和羅馬出產的琉璃器皿等亦輸入中國，令中西貿易得以拓展。西域、波斯、天竺及羅馬等地之音樂、雕刻、建築及繪畫等藝術文化相繼東傳，直接影響了中國藝術發展，也簡接影響了亞洲其他各國的佛教藝術風格。佛教從印度沿著絲路傳入中國，沿路留下痕跡，這些痕跡都可在中國北方的大量佛窟中見到。其中以莫高窟為主體的敦煌石窟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及保存最完整。
據唐代《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的記載，前秦二年（公元366年）的一個傍晚，苦行僧樂僔法師雲游至敦煌鳴沙山，忽見三危山上一片金光萬丈，狀如千佛。法師見瑞相若有所悟，於是在身處的崖壁上開鑿了一個佛龕。自此，開鑿石窟的偉業千年不斷，朝朝代代延綿不絕。甘肅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東千佛洞和榆林窟。其中位於甘肅敦煌市鳴沙山東麓崖壁上的莫高窟，又稱「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的代表。敦煌地處絲路南北三路的交匯，在中古時代曾是繁華的都會，貿易興盛，寺院遍佈，以藝術弘揚佛教思想。長長的棧道將大小的佛窟相連，洞內四壁盡是傳揚佛教思想的壁畫和彩塑，佛菩薩像端莊肅穆，與活潑飄逸的飛天相映成趣。一千多年的近千個佛窟，薈萃了歷代的精神精品，遺留下世界文化的產業。
佛入滅後，弟子僧團為謹記佛陀教誨，記錄其教化眾生之語，編成經典，抄寫流傳，學習佛陀教誨中的智慧，以離苦得樂。這種安樂自在不屬個人，大乘佛教精神是以利益他人為己任，透過大量抄寫經典來流通佛智於大眾，也是一大功德，至今如是。1900年，在敦煌藏經洞發現大量經卷，早至南北朝而晚至宋及西夏。當中以漢文抄寫的佛經為主，也有以吐魯番、西夏、西藏等西域諸國語文，所寫有關宗教及中古時代的往來書信及其他文獻；其中魏晉至唐代的書法真跡，在明清兩代已是鳳毛麟角般的稀世奇珍。在近代敦煌所出大量文獻，令盛唐風華重現人前，讓我們大飽眼福，也目睹古人樸實而精湛的書法藝術背後的一顆恭敬心。
在敦煌洞窟中，壁畫上多描繪人們所渴望的理想淨土佛國。這些超現實的世界中，同時也描繪出各朝的一些社會生活場景，反映了中國古代狩獵、農耕、交通、婚嫁及喪葬等難得的場面。同時，壁畫中社會各階層的人物造型，其衣冠服飾反映出各民族特色。壁畫也紀錄了中古時期的亭台樓閣和寺塔城池等，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寶貴圖像資料。中國繪畫及雕塑藝術已有數千年歷史，可是，美術史上所記載的歷朝作品多因戰亂而失傳，敦煌藝術的大量壁畫和彩塑正填補了這個歷史缺口，為研究中國美術史的有心人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在洞窟中的壁畫和彩塑裡，能同時看見多民族文化元素的匯聚。如在建於西魏大統四年（538年）的第285窟，窟頂四披繪有飛天、雷神、朱雀、伏羲和女媧等，西壁主龕佛菩薩像旁的壁畫則繪有印度婆羅門教的毘濕奴，及以古希臘愛奧尼柱式而建的廟宇，繪畫技法則是西域藝術風格與中原藝術風格的糅合。又如建於北涼（397-439年）的第275窟西壁內的交腳彌勒菩薩，頭戴化佛三珠日月寶冠，頸飾貼花鑲寶項圈，上身袒裸，胸掛瓔珞，肩披大巾，腰束翻邊羊腸大裙。這佛菩薩像的造型風格及坐具、服飾均反映了早至四世紀，敦煌已存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中亞及印度等的文化藝術特色，都映照在佛教藝術中。
季羨林教授曾道：「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擴、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1] 在敦煌發現的文物，與故宮內閣大庫檔案、殷墟甲骨及居延漢簡成為近代古文化的四大發現。其中，敦煌學的發展對研究中國藝術、對外交通、西北歷史、宗教、天文和文學等範疇提供了豐富的珍貴資料。這些資料絕大部份是蘊藏在敦煌出土的經卷及壁畫當中。
敦煌莫高窟在明代被遺忘於關外，曾一度荒廢，直至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以後回歸中國版圖，才再度受到國人關注並加以修葺。光緒二十六年五月（1900年6月），道士王圓籙（1851-1931）發現了「藏經洞」，洞內藏有寫經、文書和文物四萬多件。此後莫高窟再為世人注目，英國籍考古學家斯坦因（Sir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分別在1907及1914年掠走遺書及文物共一萬多件，現存大英圖書館及大英博物館。1908年，法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從藏經洞中揀選古籍，帶走五千多件精品回國，現存法國國家圖書館及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1910年，藏經洞中的劫餘經卷，大部分運至北京，交京師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1911年，日人橘瑞超（1890-1968）和吉川小一郎（1885-1978）從王道士處又弄走六百多件經卷；1914年，俄國人奧爾登堡（Sergei F. Oldenberg, 1863-1934）又從敦煌盜竊一批經卷寫本，並進行洞窟測繪，掠走了第263窟的壁畫。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Langdon Warner, 1881-1955）用特製的化學膠液，黏走莫高窟壁畫二十多幅，現存哈佛大學。
這些散失海外的文化寶物，以英藏最多，法藏最精。它們在世界各文化重鎮與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結緣，繼續其千年傳統，默默地擔當著跨國的文化交流大使。1987年11月，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再度得到世界性的關注和愛戴。
在這被黃沙敝了千年的絲綢古路上，曾交織出的何止是一匹匹價值不菲的絲綢，更交纏了千年來東、西方各國的文明，記印著雙方在經濟、政治、宗教及文化藝術上重重疊疊、千絲萬縷的關係。敦煌──這座絲路上的博物館，讓我們見到的何僅有形而無價的世界文化遺產，還有那看不見的超然物外、無形無價的精神力量。
一縷絲線，自春蠶吐出，可以伸展多長多遠？由長安至羅馬，曲折纏綿地聯繫其間無數國與國、族與族、人與人之間的緣。從古至今，依然如是。因這份情緣，各國各界人士再繫於敦煌，把佛陀的大愛延續、承傳……
作者簡介：
駱慧瑛博士（Dr. Irene Lok），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客席講師。英國根德大學設計學榮譽學位。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研究課題包括敦煌佛教圖像、唐代佛像、觀音經變圖、中國觀音圖像演變與中國佛教發展等。曾發表〈《觀世音應驗記》與《觀音經》〉（2014）等多篇文章，並編輯《饒宗頤佛學論文集》（2013）等。除了深入研究佛教圖像及佛教哲學，駱博士也通過公開演講及撰寫專欄，希望能普及社會大眾對敦煌佛教藝術文化的深入認識。
[1] 季羨林，《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見《紅旗》，198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