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在這裡提到一次周日穿過中環皇后像廣場，突然感到恐懼，害怕會被身邊的東南亞各國的佣傭工吞噬。我提到，我之所以恐懼，或許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僱主與東南亞佣傭工平日那種主僕之間（數量上的）懸殊對比的權力關係，在這公共空間給倒過來了。
我沒有說的是，或許這份恐懼，也源於我們跟這國家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我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些佣傭工，會不遠千里而來，到一個語言不通的地方打工？她們當中有不少都擁有大學學位，但卻跑來照顧我們家中的孩子、老人，以至中產小夫婦的日常生活？為什麼她不能跟本地勞工一樣，將受到《最低工資法例》的保護？當然，我並不是要責怪這些平日努力工作的小夫婦，事實上他們當中有不少都是良心僱主，都能將心比己，善待這些家中「親密的陌生人」。我要說的，是地方與地方之間不對等關係，是如何成為何可能的？它們必該如此嗎？有沒有可能改變？或許，有人會說，像他們這些克勸克儉的中產小夫丈妻，平日已捉襟見肘了，能夠再出多一點的工資嗎？我這樣子追問，對於他們來說，是否過於苛刻？或許，我們該問問自己，我們生活中的捉襟見肘，是如何來的？平日，我們都隱隱感受到這種不平等，多多少少知道這些關係的脆弱，所以我們才恐懼。
或許，只有在一個公義的環境，才能讓人免於恐懼。有時，我會覺得一般人比我們想像的更明白佛教的「緣起性空」道理。我們都明白通過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所獲取的財富與權力，都不是永恒的。只是我們不甘心，於是我們惟有用不同的方法，貪婪地保持此等關係。我們非常明白，這些關係的脆弱，所以我們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