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歷史研究的鄧家宙博士，本身是位佛教徒。歷史學者與佛教徒，前者追求歷史的真相，後者尋求生命的美善。當兩者發生碰撞時，鄧博士如何處理呢？歷史學家如何有意義地談論歷史事件，而不落入常人的八卦呢？他又是如何利用歷史研究修持佛法呢？
歷史與佛學的共通點
歷史和佛學，乍看之下像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範疇。一種是研究過去的事件，記憶枯燥且繁瑣的人名、地名、年代。另一種是提供離苦得樂的解脫方法。不過細究後會發覺，兩者在本質上是相似的。
鄧家宙指出兩者的相似點：「研究歷史是嘗試還原歷史事件原貌，尋找它的發展軌跡，探究事件的因果關係。佛教強調的也是因果。就這個層面來講，歷史和佛教的核心是相同的。
「只是歷史探尋的因果是在外在世界，著重認識客觀事件的發生。佛教講的因果著眼於我們的內心，如何斷除內在的煩惱，以及規範自己外在的行為。因此我們可以說，研究歷史有助我們看懂世界，而修習佛法則令我們看清自己。」
然而，這一外一內的因果，卻是相互影響、互相交織的。歷史事件的因果，往往是由人的因果堆砌而成；而歷史事件的因果，也反過來深深地影響著人。
歷史研習有助擇法
佛教思想史可說明這種「一外一內的因果」的相互影響。
傳播佛法的過程中，弘法者因應不同時代的思潮和眾生的根器，施設了「色聲香味觸」的方便。於是發展出不同學派，呈現了有別於佛陀住世時根本佛法的面貌。現時，任何人更能藉由傳播媒體的便利，公開發表自己理解的「佛法」。對剛敲佛門的初學者而言，這種便利有時反而構成「認識純正佛法的障礙」。
歷史以鳥瞰的角度，忠實呈現甚麼是佛法，並且能勾勒出佛法在流傳中的各種輪廓與變遷。「假若我們能夠掌握佛教歷史，便能釐清佛教的各種現象。譬如，不同學者對同一件事，賦予不同的解釋，而這些解釋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對立的。然而，透過歷史知識，我們會知道他們之間的論辯，原來是站在不同的角度。」
當我們明白佛法的真實義，及它在歷史中的方便適應，便能為自己所修習的法門，作一個較客觀如實的定位，以及避免在修習的過程中產生誤解和混亂。「從弘法的角度，每個時代的祖師所考量的問題都不同。譬如，在滅佛的歷史中，到底是將佛法的道統稍做調整，令它繼續留存，還是不作改變，由它滅亡？
「稍作調整的法門雖然未必完全依照佛陀年代的標準，但是從個人的修為來說，我們要問的是，到底這個法門的轉變，是擴大我們的貪、瞋、痴，還是減少我們的貪、瞋、痴？」假如能夠熄滅貪、瞋、痴，那麼這法門便契合了如來的本懷。
平衡歷史的真和宗教的善
歷史研究的對象是歷史事件。在研究歷史的過程，難免看到許多事情，或者許多人的行為，都未必合乎佛法。作為一個研究學家，又是佛法的修習者，鄧博士如何平衡歷史研究所追尋的真和宗教提倡的善呢？
「佛法修學者最根本的是理解佛法。歷史事件中涉及的是人事問題，而不是佛法本身。如果我們能夠掌握佛教的價值觀，那麼便會明白人事只是個人修為出現問題，那不是佛教的問題。
「況且要求他人行善不是佛陀的責任。佛陀只能指出哪種行為是正確的，哪種行為是錯誤的。」掌握佛教的根本價值，就能在歷史的探究和信仰的追尋找得平衡。
家宙師兄作這樣的區分，似乎是在告訴我們信徒的行為及其所信仰的內容是不同的，單憑信徒的行為不能判斷他們所信仰內容的本質。「情況就像有人犯法，但不表示法律本身有問題。」
他以定慧寺事件為例，指出區分人事問題和佛法兩者的重要性。「正因為這事情，佛教徒更應該向他人，彰顯佛陀的基本價值。」
學者的好奇與常人的八卦
這不禁令人好奇，歷史學家談論「定慧寺事件」與一般人評論的八卦本質上有何不同？
鄧博士解釋：「指出問題和談論事件本質是不同的。作為歷史學家，我沒有興趣去談論個人的道德修為或行為操守。我有興趣的，是探究事件只是個別的現象，還是普遍的？如果是後者，它的成因、過程、結果便是我們關心的。這結果帶有警惕作用。」
「四聖諦」的構架所透露的是：要解決問題，必須認清問題本身，再推究產生問題的原因，實踐正確解決問題的方法，最後才能化解問題。解決問題須對症下藥，不能只靠概念分析或談經概論。
然則，從歷史學家的立場，鄧博士是否找出了這種現象的發生軌跡？「犯錯固然牽涉個人修為，但某程度，也端賴於是否有完善制度，以及是否嚴格執行該制度。這件事事實上也透露了佛教團體的管理出現漏洞。
「於是我們要問：究竟現時寺院制度是否完善？是否有漏洞，令人有空間犯錯？譬如，財政監察。如果制度是完善的，那麼有人能夠保障這制度的運作和持續嗎？人事培訓和健全的制度是相輔相成的，制度可以培養人才，而好的人才能令制度更加完善。」
為何行乞的總是「假和尚」？
最近這些年，報章見到不少佛教的負面新聞。譬如，骨灰龕、街頭行乞等社會問題。相比之下，其他宗教似乎沒出現同類的新聞。日常生活中，你何曾見過道長或神父在街上行乞？為何行乞的總是要以「和尚」的身份呢？這也許是個待決問題（open question）。
對於這點，鄧博士強調人事的培訓。「佛陀時代著重個人修行的教育，不是僧團管理培訓。現在的佛教，除了講求人才的訓練，也應該學懂團體的運作管理。
「不過，現時眾多佛教團體仍然保留著家庭式運作。團體的負責人往往依靠個人的魅力、願力做弘法事業。以弘法的角度，這明顯是不足的。如果團體的運作和個人的魅力掛勾，又忽視人才的訓練，便會造成『師父不敢交棒，徒弟無力接棒』的尷尬場面。」
所謂「孤掌難鳴」，這種尷尬場面的責任不能完全推到團體身上。「香港是個商業社會，大家習慣以商業角度，去盤算、計較得失。也容易將這些觀點帶進佛教。以實際的角度，佛教團體明白要確保財政資源，就得遷就信眾。只能做一些滿足大眾的活動，以確保收入。
「然而，結果便引致弘法者不能夠將佛陀偉大的價值傳遞給大眾。」如果人事培訓不足會衍生問題，那麼要培訓的何止是出家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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