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孝道與儒孝有何異同呢？按淨土祖師蓮池袾宏（1535年－1615年）之《緇門崇行錄》云：「贊曰。生養死葬。小孝也。生俾底豫。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導其正信。死薦其靈神。大孝之大孝也。目犍連以之。」[1] 可見漢傳佛教之孝道有入世間與出世間的意義。東蓮覺苑是一所弘揚佛教的機構，與創辦人張蓮覺居士在上世紀對香港之佛教及社會之貢獻息息相關。在東蓮覺苑史料中亦發現，張蓮覺居士之《名山遊記》有強調佛教是唯一可拯救世界之宗教，並重視行孝，而女性也可接受教育。本文以佛教道德角度，了解她如何建立之此觀點及如何圓滿地行佛教中之孝道。
1. 導言
張蓮覺居士(原名張靜蓉)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對香港之佛教及社會所作的慈善活動已為人所熟悉，她早期之貢獻包括為比丘尼及女居士提供佛教教育、以及為貧苦大眾設立義學提供一般教育，期後更設立東蓮覺苑弘揚佛法。[2]
在張蓮覺居士1934年所著《名山遊記》內的筆記中，她寫道：
⋯禍變之來。殆起於人心之惡化。自歐洲戰後。世界人士。感覺於西方唯物之學不足恃。其弱點已大暴於人間。轉起而講求東方文化。東方文化至精者莫如佛說。 …時局至今日。紛擾更甚。殺機四伏。世界再大戰爭。有隨時爆發之可能。欲圖挽救。捨佛法而無他途矣⋯廣興教育⋯設佛學硏究社⋯以為天賦㦤德。人類平等。祇緣貧窶失學之故⋯竊願與以造就。鼎力栽培。并期授以淺顯佛法⋯庶於家為孝子。於國為良民。祥和遍布⋯實改造世界。挽回人心根本之善法。 ⋯以女子為國民之母。具有相當智識。始成良好家庭。推而為良好社會。其需要教育。實不後於男子。蓄此目標。竊欲普及以學業。[3]
張蓮覺居士認為，佛教乃是可以拯救當時世界上處於長期戰亂的人間之宗教。這是因為她瞭解到佛教之核心教義，乃是長養出人類之善良本性。在社會中，她亦了解到佛教視每一個人皆有同樣的潛能。不論屬於那個性別、種族、或是階層，人是可以有平等之機會去接受教育的，亦可以有能力建設良好家庭、良好社會、以及良好國家。
本文會從張蓮覺居士角度了解她作為女佛教徒如何評價佛教及如何實踐。在硏究方法上，若純粹以社會學、心理學、及人類學等傳統學術科去解釋宗教行為時，硏究結果會化約為同類行為，而忽略了個別人士背後所追求宗教上的意義。[4] 另外，若純粹以自由女性主義方法解釋宗教行為之學者，也受到其他學者之批評，被認為有忽略了硏究個別人士日常生活對硏究課題之重要性，[5] 亦留意不到文化中藴含著多元性、豐富性及多種價值。[6] 多位本地學者都有硏究張蓮覺居士之生平，而研究對象多以東蓮覺苑之功能為主軸。[7]
因此，本文會根據記錄了張蓮覺居士之《名山遊記》，並引用佛教道德來討論本命題。這首先會引用學者就佛教孝道之硏究結果，再找出張蓮覺居士在四個階段中所作的公益活動，並在先前之框架下，分析張蓮覺居士之抱負、以及她對女性在佛教孝道中的角色及能力之看法。此外，本文亦會就張蓮覺居士提出佛教在轉化世界之重要性、以及提出女性在家庭、社會、以及國家中之重要角色作出解釋。
2. 佛教道德與孝道
當代西方學者對研究佛教道德方面，應該把問題放在佛教世界觀內理解。[8] 而緣起法就是佛教對解釋所有現象之運作的法則，而個人之輪迴亦受到業力所影響，因此佛教對一個人之得救與否並非以最高神明之道德命令、亦非某個社會階層或世俗所決定的。[9]
2.1早期佛教
近代學者包括中村元(Nakamura Hajime) 、陳觀勝(Kenneth Ch’en) 、史太朗 (John Strong) 、邵朋(Gregory Schopen) 、以及冉雲華(Jan Yun-hua) 等已經研究過佛教孝道，並同意早期佛教僧侶及居士確有實踐孝道，但指出當時佛教之孝道只是源於約定俗成，未有在佛經清楚地記錄下來。[10] 然而，學者廣興博士卻找到早期之佛教文獻記載，包括巴利聖典中《增支部》的《知恩經》及其他經皆有記載佛陀教導要供養父母，及拜祭亡父亡母，廣興博士亦歸類出早期佛教徒之孝道是一種對父母的報恩、主要善業行為、及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法則之一。[11] 佛教孝道不但是供養在生父母、亦要拜祭亡故、更要令父母生正信智慧，可見佛教孝道不只重視人間倫理之層面。《知恩經》云：
諸比丘，我說有二人恩重難報，那二人？所謂父母也。若複有人以母著一肩上，以父著另一肩上，如此生活百年、完成百年；若複其人膽養父母，為他們塗油膏、推拿、澡浴、按摩四支；而其父母在其肩上放屎尿，即使如此亦不能報答父母之恩。 比丘當知，若複使父母成為無上的主人，相對地統領這個充滿七寶的廣大世間，即使如此，亦不能報答父母之恩。這是什麼原因呢？諸比丘，父母為子女所奉獻的太多了：他們把子女養育成人，他們培養照顧子女，他們把子女引入這個世界。「比丘當知，若父母無信心者令住正信，若父母無戒者令持禁戒，若父母性慳者令行佈施，若父母無智慧者令生智慧。若子能如是，其能報恩，甚過父母之恩。」
《雜阿含經》云 ：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能受持七種受者，以是因緣得生天帝釋處。謂天帝釋本為人時，供養父母，及家諸尊長，和顏軟語，不惡口，不兩舌，常真實言；於慳悋世間，雖在居家而不慳惜，行解脫施，勤施，常樂行施，施會供養，等施一切。」爾時，世尊即說偈言：「供養於父母，及家之尊長，柔和恭遜辭，離麁言兩舌。調伏慳悋心，常修真實語，彼三十三天，見行七法者。咸各作是言，當來生此天。」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長阿含經》云：
若使者見世間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者，則還白天王言：『世間有人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施諸窮乏者。』四天王聞已，即大歡喜，唱言：『善哉！我聞善言，世間乃能有孝順父母，敬事師長，勤修齋戒，布施貧乏，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
而廣興博士更引《中阿含部》的《梵志陀然經》指出，佛教孝道亦要受因果報應所影響，按佛教緣起法則中運作。《梵志陀然經》云：
於是，尊者舍梨子告曰：「陀然！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梵志陀然！於意云何？若使有人為父母故而行作惡，因行惡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為父母故而行作惡。』云何？陀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答曰：「不也。」
2.2 印度大乘佛教
在印度大乘佛教中，孝道之概念被普遍化並涵蓋六道眾生，這是由於他們可能是過去世之父母所輪迴來的。[12]《別譯雜阿含經》云：
爾時，佛告諸比丘：「生死長遠。」乃至如上所說。復告比丘：「此世間中，無有一人不作汝父母、兄弟、姊妹、妻子、眷屬，及以和上、阿闍梨、所尊之者…
此外，孝道被視為一個人對社會上四類人仕的一般責任，根據《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詳述了四種恩，包括：父母恩、眾生恩、國王恩、以及三寳恩（即佛教包括法師），廣興博士提出這可能成為菩薩發願救度眾生之基礎，因為眾生曾經是他們的過去父母。[13]
2.3 中國佛教
在中國佛教時期，高僧們引用了很多佛教文獻中有孝養父母，服務統治者，以及建立人格等孝道之教育，用以反駁儒家及道家之批評。[14] 如《梵網經》云：
爾時釋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樹下成無上覺，初結菩薩波羅提木叉：「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為戒，亦名制止。」佛即口放無量光明。是時百萬億大眾諸菩薩，十八梵天，六欲天子，十六大國王，合掌至心聽佛誦一切佛大乘戒。
各種採納一些佛經教義而編成的施食儀式法會，亦成為了一個傳統， 例如教導超度拜祭亡母及鬼道以至解脫之《㿻蘭盆經》。[15] 在《㿻蘭盆經》說：
具清淨戒聖眾之道，其德汪洋，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在父母、七世父母、六種親屬得出三途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若復有人父母現在者，福樂百年；若已亡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入天華光，受無量快樂。」
中國佛教所倡議之孝道是以超度亡故親人以至解脫為目的，有別於儒家倫理性之孝道，佛教孝道終於被承認為源自早期佛教之教導。[16]
3. 張蓮覺居士及其佛教徒一生
本節會以張蓮覺居士在四個階段中，分析張蓮覺居士之抱負、以及她對女性在佛教孝道中的角色及能力之看法。
3.1 張蓮覺居士學佛前
生於1875年的張蓮覺居士，她的佛教生命是在一個佛、儒家庭中長大，當時一直受到儒家價值、道教儀式、以及中國民間宗教傳統所影響。她早在青年時期已表現出對父母的孝道，她不但在母親試圖自殺時挽救了她母親， 並且在父親身故後於按照中國傳統守孝了三年。[17] 因此，可以看到她對自己父母行孝。然而，本文判斷她早年之孝道是受儒家孝道影響。
3.2 張蓮覺居士學佛皈依後
民國初年時，張蓮覺居士開始向大陸來港高僧學習佛法，當中包括太虛法師等。[18] 其後她在1916年前往中國內地佛教寺院朝聖，並開始了她精進的佛教徒一生，她不但對於佛法更有認識，其後1919那年到普陀山時皈依三寶，成為佛教徒。在義理上，她非常欣賞深奧之教義，包括在廬山時所讀到《心經》及《金鋼經》等重要大乘的經典，以及漢傳佛教各宗義，包括在金山學到禪宗的禪法及在竹林寺學到華嚴宗理事圓融之二諦。在修行上，她被啟發出實踐各菩薩之大悲及願力，包括在到過各大菩薩之名山道場，例如觀音菩薩之普陀山、地藏菩薩之九華山、及文殊菩薩之五台山，以及參與漢傳佛教之盂蘭盆施食法會。[19]
逐漸地，張蓮覺居士體會到佛教之深奧，及意會到要為僧侶提供佛教教育之重要性。因此，她在中、港地區辦了多個佛學講座。她相信佛教更加可以改善到，在中國面對轉變及挑戰下，處於低落之社會及人倫道德。在母親亡故後，她成為素食者，並按照漢傳佛教之做法，不用肉類拜祭先人。[20]
在此作一小結，張蓮覺居士在三、四十多歲時，開始了她的佛教居士的一生，並充實了她對於佛教的透徹了解。這可以判斷出她當時正是實踐大乘佛教的大孝及大大孝，包括對父母、家庭、僧侶，以至動物。
3.3 張蓮覺居士受戒後
在張蓮覺居士上世紀二十年代時，她就受持了五戒。[21] 她在宗教實踐變得非常積極，並對於提供教育及公益事業尤為關注。張蓮覺居士已表現出對不同層面的婦女提供了支持，由於她相信婦女有能夠讀寫之重要性，鼓勵了她的女傭上學讀書。[22] 還有，她參與了「反紮腳運動」、「防止虐待禽畜會」、「聖約翰救傷隊」、以及「漁農護理會議」，可見她對婦女及動物的關懷。[23]
張蓮覺居士在1925那年的一次朝聖旅程中，她參與了一次為她亡故之父母、祖先、及眷屬及一切亡靈的禮拜及施食法會後，她安排了此等法會在香港舉行，可謂承傳了融合佛教孝道於其中之傳統並帶回香港，至今已惠及大眾近一個世紀了，當時張蓮覺居士亦把佛教教育及法會擴展至普羅大眾。[24]
在此作一小結，張蓮覺居士在她受持五戒，及她對中國佛教法會中孝道的了解，本文判斷張蓮覺居士對所有失去家人的人、及對亡友等眾生，實踐着中國佛教之大大孝。
3.4 張蓮覺居士對社會貢獻
在1930-31年，張蓮覺居士就在香港及澳門開辦了專為貧窮女子就讀之義學，其後更在1935年成立的東苑。[25] 在女性議題上，她視任何人都可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任何人都可作出貢獻，這些問題是不會分男女的。對張蓮覺居士之評價，她被形容為對國家、中國佛教、及香港社會特別充滿慈愛的一位居士，並且表現出以一種佛儒融合之和諧關係來建立一個良好社會，正是實踐蓮池大師所云漢傳佛教中之大孝。[26]
在此作一小結，張蓮覺居士在她五十多歲往後，她致力於為社會設立教育機構，表現出她把漢傳佛教孝道已行於社會及國家上。
4. 總結
根據張蓮覺居士在她不同時期之佛教徒生命中，包括從民初時學佛及皈依三寶時開始，二十年代時受五戒，皆表現出對敬重父母、家庭、僧尼、朋友、動物、眾生、社會及國家，按蓮池大師云，正能做到漢傳佛教中所教之小孝、大孝、及大大孝。而漢傳佛教孝道之根本，可從原始佛教及大乘佛經典中找到。
在女性議題上，她很明確地鼓勵女性是應該享有與男性可以接受教育的同等機會、並且有能力擔當貢獻社會及國家，這都與佛教之眾生平等相應。根據張蓮覺居士向大師們學習佛法之努力，本文可以判斷她對於佛教有深入之了解，而她所提到佛教乃是唯一通過開發出人類本有之品德，從而能夠令世界得到和平的說法，可謂擲地有聲。很明顯，可見她明白到佛教乃是一個可通過教育，而令每個人都可以培養出慈悲心、並去除「貪、瞋、癡」三毒的宗教，並非一個盲目信仰及主張物質主意的宗教。
[1] (CBETA X87n1627, 357c13-15)
[2] 見Lai-kuen Betty Wong, “Tung Lin Kok Yuen: Buddhist Reform in Pre-war Hong Kong” (M.Phil. dis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0)
[3] 何張靜蓉，《名山遊記》(香港：東蓮覺苑，1934年)，頁106-108。
[4] 社會學會以某種社會結構作為解釋；心理學家會以心理或生理活動作為解釋；而人類學家會以人類特性作為解釋。見 Douglas Davis, “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A Theory for Religion,” in Religion and the Individual: Belief, Practice, Identity, edited by Abby Day.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84-106 及 Peter Collins, “Accommodating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al, the religious and the Secular: Modelling the Parameters of Discourse in ‘Religious’ Contexts,” in Religion and the Individual: Belief, Practice, Identity, edited by Abby Day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143-156.
[5] 見Nirmala S. Salgado, Buddhist Nuns and Gendered Practice – In Search of Female Renuncia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8-11.
[6] 見Karma Lekshe Tosmo, Review of Buddhist Nuns and Gendered Practice – In Search of Female Renunciant, by Nirmala S. Salgado.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Volume 16 (2015), 5.
[7] 包括前述Lai-kuen Betty Wong，另有崔中慧，民國初期香港人間佛教－以東蓮覺苑為例，收入陳劍鍠編：「法雨中國•普潤亞洲─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開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2016 年11月。），頁596-611。鄭宏泰及黃紹倫。見鄭宏泰，黃紹倫著：《山光道上的足跡東蓮覺苑八十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
[8] 見Charles Goodman, “Consequentialism, Agent-Neutrality, and Mahāyāna Ethics,” 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ume 58, Number 1 (2008), pp. 17; 及見 Peter Harvey, An Introduction to Buddhist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9-51.
[9] 見 Y. Karunadasa, Early Buddhist Teachings: The Middle Posi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Hong Kong: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5), 18, 87, 79-81。 佛教世界乃超越物資毀性滅論及精神性永生論兩個極端。而業力法則的三個道德生活理論成為佛教道德之基礎：一個是業力法則(doctrine of kamma)；二是行動法則doctrine of deeds “kiriyavādā”)；三是力量法則(doctrine of energy “vīriyavādā”)。業力法則主張及證明道德生活；行動法則乃認道德行為的有效性；力量法則乃確認人為努力是實踐道德生活的必然及決定性。
[10] 見Hajime Nakamura, Ways of Thinking of Eastern Peoples: India, China, Tibet and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4); Kenneth K. S. Ch’en,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Buddh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8(1968) 81-97; John Strong, “Filial Piety and Buddhism: The Indian Antecedents to a ‘Chinese’ Problem,” Traditions in Contact and Change, ed. Peter Slater and Donald Wiebe (Waterloo, Ont.: Wilfre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1983), 171–86; and Gregory Schopen, “Filial Piety and the Monks in The Practices of Indian Buddhism: A Question of Sincization Viewed from the Other Side,” T’ong Pao 70(1984) 110–26.
[11] 詳見廣興：〈早期佛教的孝道觀〉，收入方立夫，學愚編：《佛教傳統與當代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頁285-288; 及：〈早期佛教的孝道觀〉，頁300-301。
[12] 見廣興：〈早期佛儒孝道觀的比較研究〉，《普門學報》第45期2008年5月，頁95。
[13]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CBETA T03n0159_002。詳見廣興，〈佛教對儒家和道教在孝道觀上批判的回應〉，《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2013b年第一册，頁113-114。
[14] 詳見廣興博士文章，〈佛教對儒家和道教在孝道觀上批判的回應〉(《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第一册(2013)頁109-147) 。
[15] 見廣興，〈“孝名為戒”：中國人對佛教孝道觀的發展〉(《佛學研究》(2013) )，頁359-375。
[16] 見Kenneth Chen,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Buddh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28 (1968), 81-97.
[17] 在張蓮覺居士兒時，她母親被奶奶嚴勵地怪責她母親，不是她父親的適合配偶。詳見鄭何艾齡：《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6年)，頁7-9。張蓮覺居士之父親乃於1891年過身。張蓮覺居士19歲時嫁給何東爵士，之後有一次當她的家姑病重時，她亦有陪丈夫看護着她的家姑。見鄭何艾齡：《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傳》，頁7-15。
[18] 見Lai-kuen Betty Wong, “Tung Lin Kok Yuen: Buddhist Reform in Pre-war Hong Kong”, 67.
[19] 見何張靜蓉，《名山遊記》，頁12，21，27，36，40，69 及96。
[20] 見鄭何艾齡：《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傳》，在1912那年，當她母親過身時，37歲的何張蓮覺居士開始不食肉類及魚類。
[21] 見黃紹倫，鄭宏泰：《山光道上的足跡 – 東蓮覺苑八十年》，頁33。
[22] 見Lai-kuen Betty Wong, “Tung Lin Kok Yuen: Buddhist Reform in Pre-war Hong Kong”, 109.
[23] 見鄭何艾齡：《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傳》，頁98。不殺生可輪廻到更好世界是與佛教世界觀有關。
[24] 見Lai-kuen Betty Wong, “Tung Lin Kok Yuen: Buddhist Reform in Pre-war Hong Kong”, 79, 95.
[25] 同上, 100-102。
[26] 見Lai-kuen Betty Wong, “Tung Lin Kok Yuen: Buddhist Reform in Pre-war Hong Kong”, 103-104。
徵引書目：
原典：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CBETA T03n0159_002。
《中阿含經》第1卷，CBETA T01n0026_006。
《別譯雜阿含經》第345經，CBETA T02n0100_016。
《長阿含經》第1卷，CBETA T01n0001_020。
《梵網經》，CBETA T24n1484_002。
《雜阿含經》第945經，CBETA T02n0099_034。
《雜阿含經》第1104經，CBETA T02n0099_040 。
蓮池袾宏：《緇門崇行錄》，CBETA X87n1627。
中文書：
何張靜蓉：《名山遊記》，香港：東蓮覺苑，1934年.
崔中慧：〈民國初期香港人間佛教－以東蓮覺苑為例〉，收入陳劍鍠編：《法雨中國•普 潤亞洲─人間佛教在東亞與東南亞的開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2016 年11月，頁596-611。
黃紹倫、鄭宏泰：《山光道上的足跡 – 東蓮覺苑八十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
鄭何艾齡：《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6年。
廣興：〈早期佛教的孝道觀〉，收入方立夫、學愚編：《佛教傳統與當代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285-306。
——：〈早期佛儒孝道觀的比較研究〉，《普門學報》第45期2008年5月，頁169-210。
——：〈“孝名為戒”：中國人對佛教孝道觀的發展〉，《佛學研究》2013a年，頁359-375。
——：〈佛教對儒家和道教在孝道觀上批判的回應〉，《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2013b年第一册，頁109-147。
外文書：
Ch’en, Kenneth.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Buddh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28 (1968), 81-97.
Collins, Peter. “Accommodating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al, the religious and the Secular: Modelling the Parameters of Discourse in ‘Religious’ Contexts.” In Religion and the Individual: Belief, Practice, Identity, edited by Abby Day, 143-156.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Davis, Douglas. “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A Theory for Religion.” In Religion and the Individual: Belief, Practice, Identity, edited by Abby Day, 84-106.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Goodman, Charles. “Consequentialism, Agent-Neutrality, and Mahāyāna Ethic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ume 58, Number 1 (2008),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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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en, Gregory. “Filial Piety and The Monks in The Practices of Indian Buddhism: A Question of Sincization Viewed From The Other side.” In T’ong Pao LXX (1984), 1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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