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於2018年2月6凌晨，在家人圍繞之下，無疾西去，世壽100歲，積閏105歲。可謂福壽全歸。饒公一生投身文化學術，為學問鞠躬盡瘁，其專攻遍及古文字學、甲骨學、敦煌學、金石學、佛學、史學、古代文學、方志學、潮（州）學等多個領域。他與已故的國學大師季羡林教授齊名，在學界有「南饒北季」的美稱，是譽滿國際的學術泰斗。饒公能享高壽，哲人其萎，當世又痛失文化巨人，能不令人惋惜！
饒公家學淵源，父親饒鍔為著名儒商。饒家更興建了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收藏古今中外書籍多達十多萬冊。饒公曾談到自己的學佛因緣，憶及父親和二伯父都是研究佛學的學者。他自小即浸淫其間，五歲起隨父習經史，當中飽覽不少佛教典籍，因而繫出了佛緣。「與佛結緣，始於年幼，那時剛上小學，回家路上的街角，有人在白描，我感到好奇，天天站在那兒看，久而久之，畫師跟我說，來來來，我教你。於是，我用白描的方法，畫起佛相來。」饒公一向奉行「學藝雙攜」的宗旨，除學術著作外，他更是傑出的書畫家。如此看來，此根原來早已深種。
踏入弱冠之年，饒公受聘為中山大學的研究員，展開國學研究的生涯。及後抗日戰爭勝利，於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國文學系，直到1978年退休。有人說，饒公做學問，但他卻跟苦行僧沒兩樣。為了研究一門學問，他可以不辭勞苦，跑到發源地考察。像研究敦煌藝術，他跑去莫高窟；為了解讀敦煌樂譜，他開始習古琴﹔還有他決心研習梵文和巴比倫古楔形文字的經歷，更為人所樂道。「為了看得懂第一手資料，我會學習他們的文字，這是很需要耐性的，有些研究，用上幾十年，我沒把過程說清楚，怕會嚇驚大家；但我很享受這個追尋的過程，找到答案時，很高興，充滿樂趣，只有自己知道……」饒公說。而為了做學問，饒公更是注重健康，有記者曾問他的養生之道，他回答，秘訣是每天打坐，因為研究是刻苦的，沒有健康，便很難做研究。
曾任饒宗頤學術館副研究主任的黃杰華博士，為2013年出版的《饒宗頤佛學文集》作編選、校對工作。他說，饒公著作博大精深，閱讀他的佛學著作時，更會經歷「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終是山」的三個境界，那是「一個妙不可言的大千世界」。在他看來，饒公的佛學研究，除義理外，亦旁及史地、歷史、訓詁及藝術等，他在佛學研究的另一大突破，在於他利用了英法的敦煌佛經以外的寫卷，而當中最具創新性的則要數「敦煌白畫」。「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在巴黎講學，並摩娑了法（國）藏的敦煌寫卷，當中有不少白描畫，部分更是更是石窟壁畫的擬稿，因而他著書《敦煌白畫》提出白畫這一概念。他身為畫家，也創作了不少白畫作品，淵源正是敦煌的白描畫稿。饒公可說是開創白畫研究之先河，今天仍鮮見研究敦煌白畫者，也未見相關著作出版，這也許因為像他那樣兼具歷史、繪畫史、敦煌藝術等專門知識，並融會貫通的研究者並不多。」
多年來，饒公的藝術作品，總不乏白描觀音、菩薩和法相，至近年則寫了大量荷花。饒公與荷花的關係，始於其父饒鍔先生替他取名為「宗頤」開始──父親希望他能師法周敦頤，誠如《愛蓮說》中一段：「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身為饒公女婿及學術館副館長（藝術）的鄧偉雄博士，指出饒公的荷花，多用金、銀色墨勾勒，再襯托以紅色，自成一格，因而有「饒荷」美譽。「有人質疑世上是否真有五顏六色的荷花，然而《佛說阿彌陀經》有云：『八德金池，滿矗四色函萏。』每一位成熟、登於頂峰的畫家，他所描繪的，必定是內在的心境。」其時饒公已達耄耋之年，創作仍能一新天下耳目，殊為難得！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饒公在書法上自甲骨，以至篆、隸、楷、草等體，俱寫出自己面目，世稱「饒體」。饒公又喜愛親筆題字，或為誌賀，或為紀念。東蓮覺苑新近落成的藥師殿內，掛有一幅橫匾，上書「焰網莊嚴」四字，正是饒公所贈；又，佛門網所繼承的《明覺》周刊，亦曾喜獲其手書「明覺」二字，沿用多年，相信早期讀者一定不陌生。饒公書畫卓絕，其墨寶之珍貴，自是可遇不可求。
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教授表示，饒公去世，固然是我們的損失，然而饒公嘗用「雲蒸霞蔚」來形容當今國學人才輩出的局面。「他覺得中國文化的復興指日可待，中華文明在二十一世紀會有一個非常光輝燦爛的前景。我們在哀悼饒公的同時，應不忘讚賞他巨大的貢獻，學習他那種孜孜不倦、專注追求學問的難得精神。」
延伸閱讀：
Passing of World-renowned Scholar Jao Tsung-I Mourned
https://www.buddhistdoor.net/news/passing-of-world-renowned-scholar-jao-tsung-i-mourn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