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語系的國家傳統上信奉天主教。佛教與天主教的宗教文化關係涵蓋面很廣泛：從互相排拒到成果豐碩的對話。Ana María Schlüter Rodés對兩種宗教的態度，用她的字眼「宗教雙語主義」來形容最為恰當。在訪問中，她談到自己的靈性修行，以及怎樣在基督宗教的環境中修習禪宗。
Rodés 1935年出生於西班牙巴塞隆拿，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西班牙人。由於戰亂，她兩歲至十四歲時居住在德國，到1949年才遷回西班牙。她曾先後在巴塞隆拿、德國的漢堡和弗萊堡、荷蘭的奈梅亨和烏得勒支修讀哲學和文學；其後在巴塞隆拿攻讀博士學位，論文以「為甚麼有些人見到，其他人只看但見不到？」為題目。自1958年起，Rodés成為宗教團體「伯大尼的女性」的成員，並且在該會創立的地方荷蘭居住，直至1965年。
1968年，她獲得瑞典西格圖納的一名記者邀請，在他於馬德里高等牧靈學院舉行的泛宗教會議中擔任講師。自此以後，她曾在西班牙多家大學出任泛宗教主義的講師。在那段時期，她居住於馬德里外圍一個地區，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包括擔任社區協會的秘書。
1976年，Rodés成為耶穌會神父兼禪師愛宮真備（1898–1990）的助手兼翻譯。接著她到日本居住了一段長時間，到1985年獲日本禪宗三寶教團前領導人山田耕雲批准成為禪宗導師，數年後再獲山田的繼承人窪田慈雲委任為禪師。其後，她與弟子在西班牙的瓜達拉哈拉創辦了禪宗伯大尼中心，並自1988年起在那裏居住。目前，Rodés在西班牙和墨西哥令很多人學習禪宗。她也經常在研討會演說、發表文章和出版書籍。
問：佛門網
答：Ana María Schlüter Rodés
問：你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但同時修習和教授禪法。請你談談怎樣由天主教徒成為禪師。
答：我有一些無法磨滅的童年回憶，例如：在我祖父母的花園草地上，有一朵鋪滿露珠的小黃花；深秋時分，在山毛櫸樹林中採摘山毛櫸時，聽到滴水的聲音，聞到泥土的氣味。我們可從一朵花、一個樹林察覺到慈悲和簡約帶來的神秘感覺。我後來還有另一次深刻記憶，就是在蒙塞拉特一座給雲霧籠罩的山脈上，我正在高地行走，突然看到一個窗框邊有幾本書，其中一本是《聖經》的節錄本。這經歷加強了我的意識，深信人類從沒有遭到遺棄，總會獲得支持，並且得到期望他們活得好的「某君」陪伴。
我的教育和理性發展引致自己出現了一段所謂「信仰黑暗」的危機時期，那是源於理性所不能解釋的經驗。十七世紀哲學家帕斯卡使我明白，理性解釋的最寶貴功能在於認識其局限。然後，我有簡單而強烈的感覺，無形的基督之愛是可以發生的。
那是我生命中的關鍵時刻，心中經常冒現兩個問題：
1.我怎樣將這份經驗孕育至成熟？
2.我怎樣能協助其他人覺醒到這個真象？
這引領我加入了「伯大尼的女性」社群，過著奉獻式的生活。另一方面，當時我正在寫博士論文，題目為「為甚麼有些人見到，其他人只看但見不到？」。但是我一直無法完全找到自己追尋的東西，直至我發現禪宗。
我首次接觸禪宗源自耶穌會神父愛宮真備。他是跨宗教對話的先行者，也開啟了基督徒修習禪宗的路徑，並且成為獲得日本禪宗大師山田耕雲認可的禪師，又創辦了名為「神明窟」的禪宗中心。1976年，他獲巴斯克地區維多利亞市神學教授Ignacio Oñatibia邀請，前來西班牙。
愛宮真備曾與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合作撰寫一段文字，它納入於《教會傳教工作》法令第十八條：「有時候在福音傳到之前，天主已經在古老文化中，安置了修身與默觀的傳統幼苗，各修會應該細心考慮，如何才能把這些傳統納入教會的修會生活內。」法令的初稿直接提及禪宗和瑜伽，不過後來他修改至開放予其他傳統。
愛宮真備介紹我認識了山田耕雲。我後來在日本鐮倉長時間積極修習禪宗，到1985年，山田准許我成為禪師。
問：禪宗伯大尼中心是怎樣成立的？有甚麼功能？
答：我跟多名弟子創立禪宗伯大尼中心。我們想找尋最適合的地點，指引我們的是十三世紀日本禪宗高僧瑩山紹瑾的一段文字：「在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山谷中……附近有清澈的流水……接近河流……在樹木之下……遠離權力和財富的中心，遠離有爭鬥和掌控之心的人。」而以我們的情況來說，地點要是我們在財力上可以負擔的，也不可以離開大城市超過九十公里，交通相對方便，因為這個不是佛寺，而是禪宗中心，會有很多在西班牙各地工作和居住的人前來。
中心的目標，藉著禪修，於泛宗教主義和尊重種族、信仰的氣氛之中，以及與基督信仰保持和諧的情況下，協助現代人類重新連繫起自己深層的根源。中心在西班牙國內和國外，為弱勢社群舉辦文化和推動團結的項目。
佛教與基督宗教交流是歷史性的事件，在我們這個時代極為重要，特別是對人類和地球的和平與福祉來說，更是舉足輕重。
一如所有人類的真正交流，佛教與基督宗教的跨宗教對話令雙方都有轉變，但是卻沒有失去自己的身分。他們都在更深的層次重新找到這種身分，而新的身分更令兩種宗教變得更為崇高。因此，佛教徒必須是真正的佛教徒，並且認同自己的這種狀態；同樣道理，基督徒也要是真正的基督徒，有著同樣的認同。
只有從這個觀點出發，宗教內的對話才能使人明白。一個人在內心作兩種靈性傳統之間的對話，就像禪宗伯大尼中心的做法那樣，基督徒會修習禪宗的佛法，但卻不會創出基督禪宗或禪宗基督教。
這次禪宗與基督信仰的交流帶來了兩種轉變：一方面，我們有機會引入禪宗的觀點；另一方面，這次交流引領我們發現基督信仰本身更深入的面向。我們的心靈深處有個信念，就是聖靈存在於所有具備善心的人類中。基督徒給神感動，每次見到祂在人類之間顯現，都會感受到莫大的喜悅。這也令他們醒覺，要向所有人學習怎樣更深入地認識和敬愛神──我們所有人的天父。
在1965年舉行的天主教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認為：「應以明智與愛德，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談與合作，為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作見證，同時承認、維護並宣導那些宗教徒所擁有的精神與道德，以及社會文化的價值。」（《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第二節）
問：請告訴我們禪宗伯大尼中心在拉丁美洲的工作。
答：我收到很多邀請，並在1990年9第一次前往墨西哥城介紹禪宗，之後再作過多次探訪，直至2014年。在這二十五年間，禪宗伯大尼中心已在多個城市成立，我也委任了一個人代我主持入門課程和閉關打坐。還有另外兩個人則分別在墨西哥城和內薩瓦爾科約特爾城作入門介紹。目前，我會透過Skype與幾個地方的弟子和當地群組聯絡，主要有墨西哥城、內薩瓦爾科約特爾城、蒙特雷、托雷翁和坦皮科等地。此外，也有很多弟子曾前來西班牙的布里韋加作深入的修習。
2002年，中心的一名禪師Pedro Flores前往阿根廷推廣禪宗，此後每年都作訪問，直至2018年。目前，禪宗的修行在該國持續發展，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巴塔哥尼亞都有組群，由兩個人負責作入門介紹。同時，也有阿根廷人來到西班牙的禪宗伯大尼中心學法。而我有一個弟子在哥倫比亞波哥大的中心，另外在多個拉丁美洲國家也有人私下接觸我。
2016年，一名前往了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厄瓜多爾的禪宗伯大尼中心導師，離開他參與了三十年的中心，目前屬於禪宗的三寶派。
禪宗伯大尼中心的禪宗學校又出版了通訊季刊《Pasos》，供內部傳閱。刊物旨在將坐禪帶來的路徑方向延伸，以及在西方文化和基督宗教傳統的環境中拓展禪宗的路徑。
問：你會怎樣定義「禪」？
答：目前，我專注於「耕種靈魂的土壤」，相信那是對最深層次的真實敏感的，也是可滲透進去的。我一直深信所有人的靈魂都有其光明一面。有兩個偉人雖在歷史時空、地理位置和宗教文化背景都截然不同，但卻不約而同地表達了這個觀點──佛祖釋迦牟尼和十六世紀的基督徒神秘學家聖十字若望。前者在覺悟成為佛陀的時候說過：「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聖十字若望則說：「靈魂從不缺少這個光；然而，由於受造物的形式與面紗，遮住又阻礙靈魂，致使這光從未被灌注。」（《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五章第四節）
禪宗建議走怎樣的路徑來覺醒到靈魂之光呢？或者用禪宗的術語，找到個人和所有事物的根源或本質。用菩提達摩的說法，禪就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
另一個例子出現於八世紀的中國：唐代著名禪師藥山惟儼在石上打坐，一個和尚走來問他：「你在這裏幹甚麼？」惟儼答道：「甚麼都不做。」和尚說：「那麼即是閒坐啦。」惟儼跟著答得更妙：「若是閒坐，即是有所作為了。」這正是坐禪的藝術：坐著，不思想，處於不能思想的狀態，超越論述的思維。數個世紀後，日本的道元禪師補充說：「這種不能思想的狀態令我得以持續。」
我會用瑩山紹瑾的話再補充，禪就是「回家的路」。這不是方法或技巧，而是藝術。鋼琴家要很熟悉琴鍵，但這樣並不能令他成為鋼琴家，直至他不再想及琴鍵，只有音樂存在，才可以做到。嚴格來說，禪不是禪修，因為人在禪修中會活動自己的感官和靈魂的機能，禪比較接近聖若望和聖德肋撒所說的沉思。
我建基於多年修行而累積的心得，已記錄在禪宗伯大尼中心編輯部出版的幾部西班牙文書籍。
問：修禪可以怎樣令人獲得更深刻的基督徒體驗？
答：當我日漸深入修禪的路徑中，我發現自己不單學習到一種追尋神秘世界的新方式──那是超越客觀思維局限的，更學到另一些我最初完全想像不同的東西：一種新的「語言」，可以引領我用新的方式來發現和表達自己，從而拓展了新的視野，提供了新的可能來認知到某些面向的體驗。因此，即使最終而不可言傳的真實總是同一樣的，能夠體驗到這感覺的宗教框架會影響到體驗的可能性和方式，以至對經驗的演繹。
所有文化和宗教的框架都是經驗的表達，並且從而培養出一個特定的方式來感應真實和演繹經驗。像基督徒修習禪宗佛學這種新框架，提供了新的語言可能性來表達經驗，也創造了作出新見解的可能，以及新的工具來從遺忘中挽回我們曾覺知的。
耶穌會教士Michael Amaladoss認為，走上禪宗或其他路徑。這不是要創造另一種更為超然的宗教身分，而是在禪宗和基督信仰之間處於一種富有成果的張力之中。這種張力適合作對話，而對話在今天至為重要，甚至可以作為原教旨主義的抗衡力量。
正如《教會傳教工作》法令第十八條所說，這並不代表適應一次過的事物、方法或技巧。在印度出任禪師的耶穌會教士Ama Samy批評，這會變成靈性層面的殖民主義。大公會議邀請我們走進禪宗與基督信仰之間作活生生的接觸，而這不單是知識層面的。
這種經驗就是，某個人強調的不會排拒另一個人所強調的，反而會假設對方強調的是一種真實的根源，或是真實經驗的宣示。因此，不植根於神秘之中的愛，並不是真正的基督之愛，也很容易流於行動主義。我們可以參看使徒保祿在《格林多前書》裏的〈愛的讚歌〉：「我若把我所有的財產全施捨了，我若捨身投火被焚；但我若沒有愛，為我毫無益處。」（《格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第三節）
而另一方面，以禪宗來說，如果修行不能帶來慈悲之心，也不是真正的覺醒。
延伸閱讀
以共融的角度來重建佛教－－西班牙佛教善女人協會會長Montse Castellà Olivé 專訪
原文刊於BDG
Interview with Ana María Schlüter Rodés, Founder of Zendo Betan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