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工房創辦人張毅先生於11月1日清晨，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詳往生，得年69歲。
張毅先生雖自謂生命的轉接皆始於「不安」，然而他長期款步於文化和藝術之間，終於安頓在恰如琉璃的「內外明澈」中，造就了人間淨美。
身為台灣新浪潮電影的代表導演之一，榮獲金馬獎及亞太影展最佳導演獎。張毅先生執導的《玉卿嫂》、《我這樣過了一生》及《我的愛》等知名作品，在台灣影壇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而兩度得到金馬影后殊榮的楊惠姍，則是張毅先生多部電影中的女主角，後來也成為了他的菩提伴侶。二人在1987年毅然告別電影界，懷抱著夢想與創意，為了重現已失傳良久的「琉璃脫蠟鑄造法」（ pâte-de-verre）奪鬥，全身投入創作，創立了琉璃工房。
張毅先生曾說，只有文化，才有尊嚴。在他與楊惠姍籌備工房期間，曾燒掉所有積蓄，負債達七千五百多萬台幣。雖然經歷過不少困難和考驗，他們卻一直迎難而上，沒有放棄，守住一顆初心，為的是要重新探討中國歷史文化，創造永遠有益人心的作品。如今，他們的琉璃作品蜚聲國際，例如法國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便收藏了張毅先生的作品《焰火禪心──火鸚鵡》，此外尚有北京故宮博物院、美國康寧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等多個世界頂級博物館。《紐約時報》更評論張毅先生是「亞洲Studio Glass運動之父」，以示對他的肯定與讚揚。
張毅先生相信，當代藝術必須是對當下的反省，而縱觀華人社會，雖然有不少作品在藝術價值上都蘊含特別意義，卻未必能回應社會，往往為觀者帶來的只有一個個問號。於是他問自己，到底要走精英式的創作路線，還是回到群眾裏去？對他而言，「琉璃」二字，傳遞出來的是一種跟歷史的交流與價值觀。美不美很難定義，但他強烈希望觀者感受到創作者呈獻出來的，是一顆誠意心。
張毅先生以文化傳承為職志，未曾有一刻歇息。誠然，中國雖擁有悠久的歷史與深厚的文化，但經過千百年來的歲月洗禮，許多物事已蕩然無存。張毅先生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在日本，隨隨便便就可以找到一座九百年的寺廟、一家三百年的食店，甚至是做了十四代的陶瓷家族；反觀台灣，很多舊建築都已拆掉，想找一座八十年的老房子也不容易。為何日本人那麼尊重他們的歷史傳統？為甚麼我們不行？他渴望透過琉璃，讓世界看見台灣，感受中華文化之美。
在《不死的力量：張毅先生的琉璃文化》一書中，張毅先生這樣說道：「⋯⋯人過六十歲之後，⋯⋯從體力上，從熱情上，都知道自己在面對生命最後的機會。」在今年9月底，已抱恙的他，接受「上海遠見文化高峰會」的邀請，仍堅持錄製開幕演說影片。他在演說中引用美國政治學家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管理學大師米高·波特（Michael Porter）的觀點，來顯示反省文化的重要性。他認為文化是一種態度、一種信念，然而當代的人們卻沒有意識到這點，反而「看輕了文化」。他又不諱言，回想起來，自己感到很慚愧，也認為自己的能力非常微薄；但即便這樣，還是努力希望每一件做的工作，能夠讓社會的態度改變、讓社會的價值觀念提升，從而找到信仰。[1]
其實他對信仰與文化的思考，更早見於2015年在佛光山惠中寺的「未來與希望系列講座」中。張毅先生那時候說，無論面對哪種語言的採訪，第一個問題永遠是：「為何從一個演員變成做琉璃的？」而他的回答總結出一個字：「不安」。無論是拍攝電影時，面對劇本、製作、資金的壓力，還是在生命中經歷多次心臟、腎臟手術時，每次他都會覺得，很想跨越這些不安。直到有一天，朋友給了一本《藥師經》給他和楊惠姍結緣，經中有云：「身如琉璃，內外明徹。」從那刻開始，他相信「內外明徹」，這就是人生中重要的境界。如果能做到的話，心不就能安定下？於是，佛像成了琉璃工房創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環。[2]
在28年的琉璃創作過程中，張毅先生體悟到佛法是「文化」，而這種文化不單是創作，更是一種態度，引導著人心向善。他強調，佛法不單有助解決華人社會的問題，對於不同國家、不同種族的人來說，也是一服心靈良藥。「我們都要為心中的問題尋求答案，而佛法剛好能為我們提供答案。」而正因佛法能利益眾生，他和楊惠姍都希望藉著琉璃創作，把佛經中的道理轉變成實體的東西，讓更多人接觸得到，並從中獲得啟悟。張毅先生有一位基督徒朋友，他觀賞楊惠姍的觀音像時，直言那就是聖母瑪利亞，因為他從造像看到了慈悲。「慈悲不是『藝術』兩個字可以完全涵蓋的，那是人類最美好的情感。」
三十五年前，張毅先生以《我這樣過了一生》獲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到了今天可以說，他以晶瑩剔透的琉璃重現中華文化美好的精髓，以巧奪天工的雙手表達對生命的信仰，過了充滿愛、慈悲與智慧一生。哲人雖已遠去，琉璃光彩依舊，願張毅先生的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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