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國璋博士在中文大學任教通識教育二十多年，以「愛情哲學」俘虜了莘莘學子的心靈。他開設的「電影、哲學與人生」一課，試圖透過感性的電影情節，為學生解構高深的哲理以及探討複雜的人生與命運。
他猶如一位魔術師，不論是大師級的電影，或是港產笑片，經過他細膩的解讀，總會成為生趣盎然的哲學教材，觸動學生的內心。他之所以愛上電影是因為病，採訪當天他為我們訴說他自己的病，以及如何從哲學的觀點看待病患。
生命的限制相
八、九歲時，陶國璋因過濾性病毒引發慢性腎炎。陶博士表示：「當時我的心情沒受到影響，可能是兒童對疾病的心理適應力較強吧，加上肉體上沒有強烈的痛苦，患病這件事便很快忘記了。」
病情，雖然沒有直接影響他的心情，但是卻導致他體形比別人瘦弱，間接令他失去自信。病患亦使他休學三年，住院期間，陶國璋只靠閱讀小說打發時間，出院時會到戲院裏看公餘場。閱讀雖然帶給他精神上的滿足，以及思想上的成熟，但是亦造成他與同齡兒童思想上的差距。
單薄、瘦弱、病患種種的原因使他與其他孩子相處的條件被剝奪，遂令他產生自卑感。他坦言：「當時的自我形象極為低落，充滿自卑。」
初嚐哲學禁果
他帶著自卑感，考入中文大學修讀哲學。直到79年大學三年班，腎病復發。「當時醫生告訴我可能要洗腎，不過開始洗腎是在89年。」從知道要洗腎到開始洗腎，這整整的十年，對陶國璋來說，是一種「不穩定的狀態」。這種狀態影響了他對生死、價值等議題的看法，譬如說甚麼是好，甚麼是壞？哪些問題值得追尋？
對陶國璋來說，值得追尋的非哲學莫屬，而令他選擇傾注這一生作出奉獻的，便是他的老師牟宗三先生。「除了知識上的影響，在牟先生的身上，我還學懂了如何對待生命、民族、以及眾生的關懷。就以他教授佛學為例，他不會讓我感覺佛教是一種宗教儀式，而是本質上與生命問題相呼應的學問。」
病，這種預設的限制相，令他無法四處旅遊。「這樣也好，可以靜下來讀書。身體狀態許可的話，還可以去聽牟先生講課。」這種情形持續了十八年之久，一直到94年他換腎。「95年牟先生到台灣，因為換腎的緣故，我沒法跟著他過去。」時隔多年，陶博士憶敘這段師生因緣時，仍難掩他那份悲欣交集之情。
所謂「天地之悠悠」，當人面對天地、宇宙，甚至自己生命的老去、以及限制，自然會產生宗教情懷。陶國璋既受佛學所感動，對它產生濃厚的興趣，卻為何未能成為佛教的信仰者？他直言：「我被宗教感動，但不能投入。雖然到後期我有一種宗教情懷，但是自覺不必成為一名教徒。」
哲學不能超脫生死，卻能安頓生命
哲學給一般人的印象是不切實際的學科，有些人認為哲學家使用抽象的概念，建構虛擬的世界，繼而將虛擬的世界當作真實，卻把真實的世界刻劃得如此飄渺，極為怪誕。事實上，哲學雖無法使人超脫生死，但卻能令人安頓生命。
「修讀哲學期間，我忽然想通某些東西。」陶博士補充：「我所使用的，不是哲學家敘述的內容，而是哲學的態度。我覺得哲學思想就好像是一種對話，我們不斷地思考和發問，甚至發問一個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其目的是甚麼？
「舉個例子，據記載，哲學家柏拉圖的身體非常健康，活到八十多歲。他的理論十分龐大。我想假如一個人長時間受到肉體或情緒上的折磨，他能夠有樣的創作能力嗎？當一個人的身體相當虛弱、痛苦，他還能夠保持慈悲嗎？」
陶博士運用哲學的概念分析，將「生命存在的問題」區分成兩種形態：驚奇式的發問和焦慮式的發問。前者投注於外物，來自心靈對現象界的感觸。本質上，它傾向中性的描述，最終以獲得知識為主。後者則是心靈對內在生命的感觸。根據陶博士的說法，哲學的追尋者應該是尋求兩者的統一。然而，這種區分如何幫助人們解脫病苦？
安頓生命的新智慧
從知識的角度，人會死，根本算不上是一項知識。既然「人會死」不是甚麼新鮮事，為何我們聽到某人死去時，卻總表現得那般錯愕，甚至恐懼呢？因為「死亡像是一種虛無的存在，使『我』消失。」
病患與死亡是一種因果關係，我們於是將死亡的形象和疾病的痛苦連結起來。疾病，除卻肉體上的痛苦，最大的折磨便是絕望與苦痛的孤獨感。陶博士說：「我有五十多年的病歷史，也算是個長期病患者。
「作為一名長期病患者，我對長期病的印象是折磨，消磨意志。心態上容易趨向悲觀、消沉，甚至經常悶悶不樂。」陶博士既然沒尋求宗教上的慰藉，那麼又如何透過哲理來化解這種苦難呢？「思想上或哲理上，我們不妨問人是否受命運撥弄？假如患上不治之病既是事實，那麼我們剩下可以問的，是還有沒有自由的空間？」
陶博士認為可在病的節奏與規律中找到自由，他分析道：「生命有種節奏，包括病痛有它的節奏，一般來說痛覺不會長期地持續。假若我們找到它的規律，在不痛時做點備份，如讀書；同時對生命、世界抱著某種神秘感或賦予某種價值，那麼在經歷所謂生命的苦難時，只要學懂等待，我們便能夠渡過它。」
陶博士稱這種「學習等待的態度」為「備份系統」。「備份系統能夠將人的處境轉化出來，所以我們應該經常啟動它，以便處理情緒、痛苦等問題，保持生命的生趣。」然而，學習心態上的轉化，不意味著我們便能從此變得樂觀與積極。
荒謬的英雄
在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繆的眼中，薛西弗斯是一位「荒謬英雄」，他被懲罰永無止境地推滾一塊巨石上山，不過由於巨石本身的重量，又復沿著山坡滾下。他的處境之所以成為悲劇，乃是薛西弗斯片刻的清醒，令他經歷了絕望；亦因為那份清醒，他的工作才變成一種懲罰。
苦痛的經歷與這位荒謬英雄甚為相似。「肉體上的痛苦，有時候讓我好幾天都無法做事情。我不是說一定要做事情，而是每天所持續的狀況，讓我產生一種原地踏步，甚至看不到出路的感覺，最終否定自我價值。我想這是慢性病患者普遍的經驗。」陶博士於是訴諸佛理，轉向另一種省思。「人總覺得自己要某些作用，甚至去幫助別人；同時，亦希望在別人那裏得到認同，這就是《金剛經》談的『人相』、『眾生相』。
「經中所指的『我相』，在我來說是自卑、自憐相──為何六、七歲便患上腎病？然而思惟經文義理後，慢慢令我離開這種自憐相。」他接著說：「世界那麼大哪是我一個人能夠改變的？雖然我沒法為你做任何事，但是我並不會因此失去價值，所以我覺得我們毋須在觀念上作『有用』或『沒用』的對比。況且，接受他人的祝福或幫助，又何嘗不是一種功德呢？」
從《壹週刊》到《思考的盲點》
身體積弱，體力不足，陶國障自覺難以應付學問重擔。「最初我不敢想像自己會寫作，尤其看到牟先生、唐先生的著作後，那種壓縮感更加使我覺得寫作是不可能的。」不過正因為荒謬的存在，所以一切都變成可能。
陶博士表示，洗腎有種「節奏」。當血液抽出體外後的半小時，人會非常疲憊。再過半小時，體內毒素減少，人又忽然間精神起來。「那時洗腎病人每次大概十五個，有男有女，每周兩、三次，每次五、六小時。有時會覺得很難過。
「第二年大家習慣買報紙、《壹週刊》等等輕鬆讀物，以便洗腎時能夠消遣。週刊一書幾冊，大家互相傳閱，五、六小時內，我們暈睡幾回，醒來再傳。」陶博士自嘲，「那過程頗為忙碌。」不過某天，他突然覺得，既然讀哲學就不應該那麼無聊，他於是帶著一堆白紙，就這樣左手插著兩支大針的情況下寫成了《思考的盲點》。 病，輕易地被信仰者美化成一種來自上天的禮物、試探、示現。然而，我們與其說大德示疾是為眾生示現生老病死的現象，倒不如說他們這樣做是為眾生示範面對病苦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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