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碼港商場門外，偶爾一陣人語聲和汽車響聲，劃破了午後的寧靜，隨後又是一片寂然──一個晴朗清新的午後。那天，也是這樣的一個午後，紀錄片《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的導演陳志漢去到台灣輔仁大學醫學院做資料搜集，為拍攝校內的解剖課作準備。校園內，柔和的陽光傾瀉而下，醫學院一片寧靜；課堂上，大體老師沉默無語，學生凝思死亡，省察生命。這套以大體老師為題材的紀錄片，於今年3月在台灣播出後引起熱烈迴響，猶似把石頭投進水中，激起陣陣思潮，久久不散。
推進商場的玻璃門，馬上換了一番光景：四周人頭湧湧，人們鬧哄哄的等著進百老匯戲院看戲──9月9日，《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在香港的首映。電影來到了此岸，其震撼人心的感人力量，絲毫不減。
電影記述大體老師林太太離世後，她的親人和解剖課師生的故事。每隔一段時間，游泳教練林惠宗都會從嘉義駕長途車至輔仁大學醫學院，探望與他結婚二十三年的林太太。縱使已經天人永隔，林先生還是如同往日一般，微笑著跟太太閒話家常：「女兒跟兒子都很好，學生們會好好地對待你的……」而女兒林映汝呢，則因為媽媽離逝而開始反思人生：「要是媽媽沒有死，也許我就不會認真去思考活著要做些甚麼。」林太太成為大體老師後，太陽照常升起，兩父女繼續過著平淡的生活──看似平淡，其實百般情感正在暗湧。終於到了那一天，林太太快將要送上解剖台了，林先生心中積藏已久的悲傷、不捨、思念，才隨著淚水而決堤而出……
這邊廂，兩父女正慢慢適應失去林太太的日子，並盡力完成她的遺願；另一邊廂，在輔大教授解剖學的蔡怡汝教授，一方面推廣遺體捐贈，另一方面卻難以接受爸爸當大體老師。這兩道故事線，交織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命觀，也教人反思許多人生問題：如果親人要當大體老師，我會支持嗎？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是甚麼？我該怎樣度過這一生？人生中最重要的是甚麼？……
從死看生，活好今天
影片的主角並非遺體捐贈者，而是在生的人。導演陳志漢坦言，他拍片的主要目的並不是推廣遺體捐贈，而是讓大家面對死亡，反思人生。「希望我們都可以自在地談生論死。死亡是華人最避諱的事，要是我們能夠直接面對死亡的話，對於許多看似難以面對的話題，也就不會那麼介意了。不要把死亡看得太重，也別要看得太輕；死亡是人人都會遇到的，要是看得太重，例如強行要搶救一個快要離世（而且救不回來）的病人，對病人來說是很痛苦的，這個時候，要好好讓他走。」
人生匆匆幾十年，人終將一死，要是我們正視這個重要事實，或許就會好好反省人生該如何走下去，以免有所遺憾。導演認為，最重要是珍惜身邊的人，活好今天：「在大家都還活著的時候好好相處，有甚麼想說的，跟他們說吧，有甚麼想做的，就去做吧，因為死亡不知道甚麼時候會來臨。在這個當下，我們要好好活著。」
向大體老師學習生死課題，對於年輕的醫科生來說會否過於深奧？香港大學遺體捐贈計劃統籌、解剖學系副教授陳立基這樣看：「很多一年級的醫科生都是十八歲左右，可能你會說，二十一、二歲的同學會更為成熟，但以我們多年的經驗，並沒有同學因為受到太大衝擊而影響學習（例如受驚太過而暈倒）。而從同學撰寫的反思文章中，可見他們的想法頗為正面，我並不覺得他們過於年輕。當然，可能有些醫生到了三十歲，見證許多生死，才有另一番體悟。我五十多歲也還在學習的路上。」陳教授補充，在港大醫學院，解剖課是醫科生的基礎課程，一、二年級的醫科生須要學習解剖，為日後學習臨床醫學知識打好基礎；到了三至六年級，就要學習如何檢查病人、如何制定治療計劃等臨床知識了。故此，讓一、二年級的醫科生接觸大體老師，一點也不算早。
捐贈遺體的人，其實是大體老師家屬
電影給予我們一個獨特的角度去看遺體捐贈──關注大體老師家人的所感所思。陳教授說：「大體老師離世後就甚麼都不用管了，而在生的人則是百感交集的。如導演所說，家人的犧牲其實很大。捐贈遺體的人可說是大體老師家屬，而不是大體老師本人。」
捐贈遺體看似是個人決定，但家人的感受舉足輕重，不可忽視。作家陳慧是「準大體老師」，她在電影首映場的映後座談會中分享她的感思：「這齣電影告訴我們，『大體捐贈』是一場生死教育，並非個人決定那麼簡單。一個人決定捐贈遺體，他定立志向的過程可能很簡單，但我們更要關心的是，他的親友是怎樣想的？我聽說有些人希望離世後捐出遺體，但家人並不贊成，結果最後也沒有成事。」
從遺體捐贈到生命教育
1974年，香港大學醫學院開始接受遺體捐贈，其時的大體老師數目寥寥無幾。約於十年前，港大積極推廣「大體老師遺體捐贈計劃」，兼逢不少團體推動生死教育，捐贈數量才漸漸升至每年數十多宗，有時更超越醫學院的最大儲存量。有見及此，捐贈計劃的重心便從捐贈人數轉移至生命教育。陳教授說，今時今日，引起大眾反思生命才是計劃的重點：「不是說有人捐就是成功，沒有人捐就是失敗，我們不是這樣去界定成功與否的。我們希望引導更多人思考怎樣的人生才算是有意義的。」9月9日，港大遺體捐贈計劃及港大醫學院合辦《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香港首映場暨座談會，冀各位觀眾有所啟迪。
座談會上，有觀眾發問：「如果已經登記器官捐贈，還可以登記遺體捐贈嗎？」陳立基教授說，即使捐出某些器官，大體老師的其他身體部位（例如肌肉和大腦），也有助醫學培訓和研究，所以兩者並無衝突。問及港大每年所需的大體老師數目，陳教授回應：「我們每年至少需要約三十位大體老師，讓醫科生學習解剖。此外，其他醫學研究或者醫學培訓（如外科手術培訓），也需要大體老師的幫忙，所以需求量並不止於三十，而每年的醫學培訓課程數量不一，每年所需要的遺體數量也不一樣。」
陳教授現在已是「準大體老師」，只願能夠以肉身教導學生最後一次。他多年來見證不少大體老師的故事，發現他們的目標同出一轍：「有很多大體老師都沒怎麼受過教育，未必能夠講述甚麼大道理，但無論他們生前有怎樣的經歷，是醫科生的姑媽也好，是101歲的婆婆也好，捐贈遺體的目的都很簡單，就是幫助別人。」大體老師不但有助醫科生學習醫學知識，更啟發我們凝視死亡，反省人生。
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經自我反省的人生是白活了。」（An unexamined life is unworthy of a human being）。《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啟迪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命，慢慢釐清自己的人生觀，從而知所進退，踏實而堅定地在人生路上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