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七歲開始學習空手道,訓練內容包括禪修。每一節課結束時,導師要求我們坐下,「甚麼都不想」,「活在當下」數分鐘。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禪修,立即覺得這很吸引。我要求導師更深入教授,但他說我應該找佛教團體。那是1972年,佛教在英國並不如今天那麼普及,不過我還是能在倫敦找到一個團體,學習到藉著呼吸修習正念,效果很好。
三年後,有一次我逛書店時,偶然找到一本由陸寬昱(德高望重的虛雲大師(1840-1959)的俗家弟子)所寫的《中國禪定的秘密》。書中的虛雲大師照片令人難忘,也解釋了何謂「話頭」,這是依靠我們本性真相中的不確定性來推動和維持,從中覺知正是禪的宗旨。
沒多久之後,我就買了陸寬昱的所有著作,深入研讀。我發現到有一本是獻給他在英國的弟子Bill Pickard的。於是我拜訪Pickard,參與了他在康瓦爾郡的一次靜修,獲益良多。那也是英國首批禪宗團體之一。
沒多久之後,我決定賣掉家當,前往香港,尋找虛雲大師的其他弟子。在那裏,我遇到聖一大師,並於大嶼山寶林禪寺受戒為僧,居住多年,然後才回到英國,回復俗家人的身份。
我在香港時,西方禪宗協會(Western Chan Fellowship)創辦人John Crook從英國前來探望我。回到英國後,我加入了該團體,將自己從香港學到的弘揚開去,特別是有關唱誦的細節。Crook更鼓勵我成立自己的禪宗小組。在跟他嚴謹修習做導師的法門後,我真的自己成立了小組。
Pickard往生後,將他的佛袍留下給我,我繼續獨立地透過小組弘揚佛法。一如Pickard和Crook,我會要求參加思考問題。我第一個問題總是:「你為甚麼來這裡?你在找尋甚麼?」這種「公案」是我教導弟子的重要方法之一。
接著,我在威爾斯買下一幅林地,多年後在林中遠離道路、給大自然聲音圍繞之處興建了一家小小的修道院,那裏就是我們的「本性」。修道院建在鐵路的路軌上,離開地面,得以保持乾爽,就像傳統的日本建築。
由那時候開始,我邀請朋友到修道院禪修。後來我遷到附近一個地方舉行定期的禪修班,再在修道院靜修。我們往往會禁食(有時會吃糙米),訪客則在修道院附近的林地紥營住宿。
我留意到,多年以來大部分前來參加的人,都是處於生命的十字路口。他們往往來了兩、三年,解決了令自己煩惱的問題後就離開,繼續生活。我認為自己要唸一個長時間的輔導課程,學習聆聽的技巧,才可以幫助到他們。英國人普遍並不對傳統佛教有很濃厚興趣,只想要一個寧靜的地方來放鬆自己、嘗試尋找人生意義,以及在生活中得到平靜。
我通常會教授虛雲大師喜歡用的參話頭方法。對於適合的參加者,我也往往建議他們細數呼吸次數。樹林的寧靜環境成為了輔助教學工具:我們在不作反應、完全靜止之中細心聆聽;圍繞樹林行禪,有時集體,有時個人。我借用在香港住過佛寺的名稱,將林地命名為「寶林」。
每年冬天,我都會到中國旅遊,通常會住在跟虛雲大師有關連的禪宗佛寺,期望藉此加深自己的修行。返回英國後,我會講述和寫下探訪所得。這引發起很大的興趣,很多人非常熱切想知道目前中國佛寺中的禪宗生活是怎樣的,特別喜歡聽虛雲大師的故事。在中國,我也會舉行公開講座和弘法,解釋自己為甚麼會成為佛教徒,以及在英國修行的情況。
我為虛雲大師建立了一個網站,自己也設立了Facebook專頁,上載我在中國的照片和日記摘要,方便我接觸世界各地的人,推介話頭禪和虛雲大師在世一百二十年的生平。我目前正與朋友研究他的禪詩。我們或許已在修行途上得到一些指引,不過大師的禪詩可給予更多提示,說明生活於「禪」的境界中有甚麼感受。
我的教學方式很簡單,其中一種我喜歡使用的工具是唱誦。不過,我並沒有將之譯作英文,因為這似乎會削弱效果。我用國語誦唱,並用上在香港學到怎樣彈奏的各種傳統佛教樂器,不過盡量保持簡短。我的弟子不時告訴我,唱誦作為禪修的前行準備極為有效,可以協助他們平伏思緒,我對此也有同感。另一種我覺得極為有用的,是很多西方人不喜歡「禮拜 」。Pickard有一次教導我時,建議我看看他人練習,近距離觀察他們怎樣彎腰和俯臥。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飲食。虛雲大師建議我們過午不食──我住在寶林禪寺時,這是常見的做法。我總是建議參加者應飲食清淡簡單,素食是禪宗修行的基礎,我們在佛教學院一直遵守這規則。
我並沒有計劃將修行的小組擴大,寧願保持低調,等待大眾一如現在那樣,自行前來參與。世界各地不少僧人和比丘尼(大部分屬於禪宗)都到過寶林,在那裏居住和弘法。在家佛教徒也會到那裏作靜修。
經過多年修行,我明白到從一個外國文化照單全收一套信仰系統價值不大。禪宗思想要在西方弘揚和真正變得有用,就需證明禪宗可用有力而積極的方式改變世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