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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住世的時候,佛教如水乳交融,純是一味,並沒有派別之分。佛陀圓寂百餘年後,弟子們便起紛爭,分裂為上座部與大眾部。上座部是保守主義,保守派多是長老大德比丘,但是進步的非常緩慢;而大眾部則屬創新派,多是少壯英年比丘,卻發展的非常迅速。這正因為時代經常變遷,人們所處的境遇也時有不同,大家都能適應環境,應病與藥。如果仍舊墨守成規,一成不變,不問社會如何演變,一味我行我素,則佛教必為時代所淘汰。
佛教自漢明帝時傳入中國,三國時代發揚光大,到了隋唐時代,是最鼎盛的時期,自宋以後,佛教雖然漸衰,仍能屹立不倒,因為中國佛教除了三武一宗滅佛之外,歷朝君王莫不崇奉與保護,修寺敬僧與弘法利生,亦多由朝廷負責,出家人的一切衣食住行,全部不必操心。
但自西元1911年以來,軍閥爭權,各自為政,力圖擴張自己勢力,要消滅對方,於是導致內戰。由於內戰不止,國家力量日益耗散,而日本早有野心,正好有機可乘,趁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發動盧溝橋事變。日本大舉進攻北京與天津等地,舉國形勢日趨嚴峻,這時我國內部始合作起來,共同抗日。當1945年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之後,內部又復分裂,中國始終未有統一起來。
自1911年,當時的執政人物,終日東征西戰,那有時間顧及佛教?「無娘的孩子」處處要靠自己。以前「依賴父母」成了習慣,現在全部要靠自己,措手不及,佛教人士更分道揚鑣,各行其是,有如一盤散沙,無法收拾,其中更有龍蛇混雜,良莠不齊,百孔千瘡,於是佛教便一落千丈了。
釋迦佛若然生在現在的中國,他的作風與制度、戒律與思想、禮儀與服裝等都一定不同。如律制中比丘半月浴過戒,及不得立大小便戒等,在中國就無法實行,服裝方面也與印度有異。釋迦佛平素說法都是應機施教,因勢利導,並非拘泥不知變通的。他既能應甚麼根器而說甚麼法,可見必能入鄉隨俗與和光同塵,他絕對不會標新立異,又不會固守成見。律中有說︰「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即是此意。
儒釋道三教既在中國一向有國王崇敬與擁護,故二千多年來,大家公認我國有三大宗教。自1949年後,道教與儒教在國外也告式微,唯佛教在世界上依然光芒萬丈,與印度教、基督教、回教,並稱世界四大宗教。須知回教有阿拉伯政府保護;基督教有英美與羅馬政府認許;小乘佛教在錫蘭、泰國等地有政府護持;大乘佛教在日本韓國也有政府協助,我們中國佛教經歷過去數十年的衰落,當時正值國情混亂,政府對宗教亦無暇照顧。細細想來,我們四眾弟子,應該覺悟,為佛教而努力,通力合作,自強不息,為佛教找個安身立命之處!
筆者以為,在這個科學發達與物質文明的時代,要想發揚佛教,續佛慧命,首要多辦些有益於社會的事業,諸如學校與安老院,弱智兒童所與醫院等慈善機構。一是對社會有裨益,政府民間對我佛教必有好感;二是藉此直接吸收更多在家佛教徒入教工作,間接吸引外來非佛教徒對佛教產生興趣。否則,非但不能吸引非佛教徒進入佛門,就是佛教信徒也得往外教機構工作,經過長期潛移默化,結果信了外教。還有,佛教家庭的父母,總想兒女和自己一樣信奉佛教,費盡心機替孩子選擇佛教學校就讀,不料佛教學校額滿見遺,祇好跑到外教學校去讀新舊約,這是多麼可悲可嘆的事!我們一部分佛教徒對這種社會慈善事業,不僅沒有竭力推行,相反,見到有人不辭辛勞努力去辦,卻要竭力反對,佛教怎能發揚光大?
我們不但對學校醫院等要努力去辦,就是社會任何一切正當有益的活動事項,均應悉力以赴,因為要度那一類的眾生,就得參加那一類的場所。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十九〈摩訶薩品〉所云:「應以何身得義利者,即便現受令彼獲益。」
我們中國比丘除受小乘戒外,仍要受大乘菩薩戒,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行菩薩道之方法不出修六度行四攝,其實六度四攝詞句有異,其義理沒有多大差別。如六度與四攝兩者所提及的布施均相同。六度中之持戒,戒有止持與作持,小乘人的止持,其義即不許作,作則犯戒;大乘人的作持,其義是一定要作,不作就犯了戒。但大乘人有積極意義的作持,恰恰就是小乘人的止持的進一步,因此不能以小乘人的止持,非議大乘人的作持,因為大乘戒與小乘戒,一向稱為不共學戒。菩薩行四攝法一定要持戒與行忍辱,勇猛精進,具足定力及有善巧方便的智慧,由此可知,四攝與六度是同體異名的。
四攝法中首先要行布施。菩薩欲化導眾生,必須以財法施利益眾生。《維摩詰所說經》卷二所謂︰「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其次是愛語攝,菩薩隨順眾生根性,經常以軟語安慰眾生。三是利行攝,凡菩薩生起身口意三業,都要令眾生得到利益。四是同事攝,菩薩要和光同塵,眾生作甚麼工作,菩薩也隨其所作,令他得益,心生歡喜。菩薩發菩提心,必定以此四種方針攝化眾生。
六祖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所以佛教徒一定要投入社會,積極人生,努力事業,做好典範,廣度眾生,超出三界,離苦得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