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千載後,弘法託詩篇」、「聖地氣和祥,梵剎境清涼」、「禪宮龍象師生聚,梵音響亮元音續」……時值1973年四月五日清明節,能仁書院師生聚於荃灣弘法精舍慶賀,並辦蘭亭雅集,在校監洗塵法師的帶領下誦吟詩歌,以誌書法藝術對中國佛教的推動及發展。當天師生三十餘人,輪流吟唱詩章,好不盡興!一句「荃灣曲一水,禪堂別有天」,道出精舍殊不簡單!它又豈只是一座禪堂而已?弘法精舍自八十年前落成開始,即以弘法為己任,先後有佛教大德在此創辦弘法精舍佛學院、華南學佛院和香港佛教書院(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前身),為佛教培育不少人才。弘法精舍其實尚有鮮為人知的豐富歷史,本文將述其中數項,讓讀者感受精舍繼續努力承前人、默默推動弘法工作的弘願。
弘法精舍佛學院 禮請寶靜法師講學
今天所見的弘法精舍與初建時的模樣分別不大,樓高兩層,覆以中式屋頂,並添加了宮殿式的裝飾如斗拱和雀替,但整體上採用西方技術和物料興建,融合中西。建築物大致分兩進,中間的天井覆蓋玻璃頂,透入自然光線,天井兩旁有梯級直上二樓的僧房。正門的「弘法精舍」四字由滿清最後一位榜眼朱汝珍於民國廿八年(1939年)題寫,精舍當年應頗具名聲。這位前清翰林於1929年移居香港,在孔聖講堂、保良局、廣華醫院舊大堂、賓霞洞和黃大仙祠盂香亭等地寫下匾額或對聯。那些墨跡與「弘法精舍」一樣,都是在三十年代的作品。由正門走進正殿,要穿越兩座西式圓拱門。雖然精舍並非嚴格地按佛寺的傳統布局建造,但亦具備了佛殿必有元素。正殿中央的佛龕供奉三座佛像,稱為三寶佛,由寶靜法師於寧波訂造。據悉後來日本侵華,佛像幾經轉折才運到香港安奉。佛龕左右兩側有護法站立,分別是韋馱菩薩和伽藍菩薩。正殿兩旁置有鐘和鼓,遵從「晨鐘暮鼓」的佛教規矩。[1]
![弘法精舍正門](https://www.buddhistdoor.org/bdc-files/uploads/2023/07/20230720-p036.jpeg)
回溯到1938年,本地商人黃杰雲於荃灣九咪半購地,原打算讓三夫人王璧娥作靜修之用。他認識到在香港弘化的寶靜法師。寶公為諦閑老法師的傳人,為天台宗四十四代教觀總持及寧波觀宗寺住持。黃杰雲夫婦於是和李素發居士共同發起興建弘法精舍,設「弘法精舍佛學院」,禮請法師為主講,教授天台宗教觀、戒律行儀等,招收有志學僧。寶公亦在廣東一帶招收了多名廣東青年學僧,並邀得廣東的寶乘法師、東北的化東法師、弟子顯明法師協助授課。同年秋季,寶公回國內處理事務,卻忽然罹疾,於上海玉佛寺病逝。顯明法師在料理師父的後事完畢後,仍回到精舍。及後二次大戰爆發,精舍師生大多回寧波及本籍去,惟覺光長老得寶公授命[2],及另外四名同參留守弘法精舍。其後1942年香港淪陷,日本軍佔據精舍,法師們陸續離開,弘法精舍佛學院正式結束。誠如天台宗高僧倓虛老和尚於口述自傳《影塵回憶錄》中言:「甫告開創,即遭戰禍,弘化工作,迫得停輟。」
戰後光復 倓虛老和尚創華南學佛院
香港光復後,黃杰雲夫婦有感此莊嚴道場,受戰亂所侵擾,荒廢數年,實在有違弘法之願。幸得王學仁、林楞真兩位居士協助,按東蓮覺苑方規,成立保管董事會,管理弘法精舍各項事宜。1949年,是年倓公七十五歲。他應虛雲老和尚邀請南來復興光孝寺,後因香港因緣成熟,遂移錫此地,住於弘法精舍,此後到1963年農曆六月廿二日圓寂。該年四月,董事會諸位居士發心於精舍成立華南學佛院。倓公為首任院長及主講導師,隨後定西法師及樂果法師也帶領學僧來港相助。後世尊稱三位大德為「東北三老」,以彰其振興東北佛教、發展香港佛教的巨大貢獻。
當時香港為培育弘法人才的重鎮,華南學佛院屹立其中,可謂極一時之盛。倓公在呈交香港佛教聯合會的《為創辦華南學佛院呈請鈞會准予備案因由》中陳明取「學佛院」之名,是「不名佛學而名學佛者,旨在注重行持。」學佛院課程除包括楞嚴、法華、唯識、止觀、淨土、天台各項,也旁涉國學、地理、醫學等科目,以三年為一屆,原計劃招生學僧十名,後因人數眾多,倓公力爭增加名額至二十一人。
![倓虛老和尚](https://www.buddhistdoor.org/bdc-files/uploads/2023/07/20230720-p037.jpeg)
倓公同時於精舍中成立「華南學佛院印經處」,印行《諦閒大師遺集》,由他的弟子大光法師主持編務。學佛院諸學僧自動發心學習印刷,歷時一年半,始告完成。除了印經外,學僧還須「登山採樵,開田種菜,擔糞施肥,實行百丈之清規」,皆因他堅信,「為了適應時代, 將來非自食其力不可」,單靠僧人托砵、法事及供養,是無法在這個不斷前進社會上生活。[3]倓公採取這種工禪制度,主要是因為營運學佛院的經費緊拙。[4]但也因為這樣,感動了上海紗廠的主人江上達、楊之游等人,慨捐巨款,代為購置精舍電燈、蓄水池及蓄糞池等項目,減輕眾僧負擔。據永惺法師憶述,學僧為應對學佛院日常開支,決定興辦水陸法會籌款。由於樂果法師對法事儀式最為精通,所以在各人的支持及協助下,學佛院每年都啟建水陸法會,經費難題遂得以解決。
![香港華南學佛院第一屆師生暨董事攝影(圖:東蓮覺苑)](https://www.buddhistdoor.org/bdc-files/uploads/2023/07/20230720-p038.jpeg)
三年轉瞬即過,第一屆學員畢業,共十人,計有永惺法師、樂渡法師、寶燈法師、達成法師等。第二屆課程隨即展開,講授內容如同第一屆,大同小異。又三年後,第二屆學員共十三人畢業,是屆有暢懷法師、泉慧法師等一代龍象。倓公在畢業禮上致辭,言明時勢變動太快,若硬性規定為三年一期,恐怕難以為繼。因此他主張學期採彈性處理,學佛院改研究性質,學僧任選一科,專門自修。[5]事實上,學佛院初期的生源主要是來港避難的僧人,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國內情況暫見穩定,來港求學的僧人大為減少,偶有如菲律賓計順市普濟寺開山住持廣純法師隻身來港依止倓公、樂果法師求學,然而終不成氣候,華南學佛院遂因南來求學學僧數目銳減而停辦。
![](https://www.buddhistdoor.org/bdc-files/uploads/2023/07/20230720-p039.jpeg)
回顧華南學佛院短短數年間,培育了在各地擔任弘法重任者三十餘人,他們大多如今雖已往生,但均是萬眾敬仰的諸山長老,可見倓公及學佛院的諸老師,對香港、澳門乃至海內外佛教的紹隆發揮了無可比擬的作用。
肩負教化重任 洗塵法師倡辦香港佛教書院
弘法精舍兩次辦佛學院最後雖告停辦,但其弘法育才的優良傳統不變。倓公圓寂前數年,王璧娥居士決定移居美國,為延續前人初發之心,於是將精舍贈予東蓮覺苑。據東蓮覺苑主席李焯芬教授憶述,為此苑方曾斥巨資進行修葺 ,令其成為當時社會的重要弘法道場。[6]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會長洗塵法師、寶燈法師及覺光法師等,發心籌辦香港佛教書院。1967年,洗塵法師與時任東蓮覺苑苑長愍生法師商議借用精舍,舉辦香港佛教書院。兩年後,書院正式於精舍啟用。啟用典禮當日,得荃灣理民府長官班禮士先生(Mr. G. Barnes. J.P.)親臨主持,也是一時盛事。書院最初只設大專部及大學預科,共六個系,包括佛學系、中國文史學系及工商管理學系等,一年後增設中學部,是為佛教英文中學荃灣分校。
![香港佛教書院於 1969 年借用弘法精舍作為校舍(圖:陳天權)](https://www.buddhistdoor.org/bdc-files/uploads/2023/07/20230720-p040.jpeg)
香港佛教書院在校監洗塵法師及副院長白志忠的領導下,除處理精舍日常教務外,還致力推動政府承認其為非牟利大專書院,及培養研究 風氣,努力和西方國家的大專學府 看齊 。
後於七十年代改為香港能仁書院,據「香港能仁書院創校碑文」記載,此舉為「弘揚佛陀教法,光大佛校文化,及興辦教育慈善社會福利事業……肩負教化重任,繼往開來,責無旁貸……」[7]1971年七月,洗麈法師開創中國佛教「短期出家」之弘法先河─由僧伽聯合會主辦一年一度之「剃度大會」,提倡短期出家剃度,又以以夏令營形式在弘法精舍舉行,據宣傳單張所說,宗旨是為「弘揚聖教,續佛慧命,引導青少年認識佛教,體驗正覺生活」。後因參加人數逐年增多,遂於1979年改在妙法寺新建之大殿舉辦。剃度大會全部採用中國佛教傳統儀式,莊嚴肅穆,至為虔誠。每次都吸引到不少諸山長老、各界嘉賓,甚至是傳媒記者採訪,參與人數可高達一千人。最特別的要數第三屆剃度大會,當年僧伽會響應政府的「反罪行運動」,各界善信聞風而至,報名者踴躍,達十七人之多。當中最著名者要藏傳比丘尼傑尊瑪丹津葩默(Jetsunma Tenzin Palmo),傑尊瑪(意指尊敬的)是英國人,因為藏傳佛教按照根本說一切有部(Mulasarvastivada)的戒律傳承,致使比丘尼戒這部分早已失傳。她為了成為首名受具足戒者的比丘尼,不惜千里迢迢從印度來弘法精舍,趕來參加。[8]
![學生在運動場上打籃球](https://www.buddhistdoor.org/bdc-files/uploads/2023/07/20230720-p041-546x1024.jpeg)
![香港佛教英文中學荃灣分校上午班全體合影(圖:內明雜誌社)](https://www.buddhistdoor.org/bdc-files/uploads/2023/07/20230720-p042.jpeg)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主辦第三屆剃度傳法大會戒師與受戒弟子合影(圖:內明雜誌社)](https://www.buddhistdoor.org/bdc-files/uploads/2023/07/20230720-p043.jpeg)
![短期出家菩薩燃手臂(圖:內明雜誌社)](https://www.buddhistdoor.org/bdc-files/uploads/2023/07/20230720-p044.jpeg)
時光荏苒 精舍於高科技時代迅速發展
時光荏苒,能仁書院因擴充發展,遷離弘法精舍。1997年香港回歸,僧伽會將精舍交還東蓮覺苑。及後東蓮覺苑於1999-2004年間,將精舍借予佛光山,讓他們以香港佛教學院的名義開辦佛學班。香港佛教學院最大的特點在用佛教義理和佛教實踐結合,解行並重。課程涵蓋經論、佛教歷史、 梵唄唱誦,甚至插花藝術及素食烹飪 。學院的招生對象為三十五歲以下的未婚男女,每一期的課程歷時約四個月,更要求報讀者每逢星期六、日在香港佛光道場掛單。這種學校與叢林結合的辦學方式,將叢林現代生活制度與現代教育制度融合,佛教傳統精神與現代教學融合。[9]之後在2003至2008年,精舍借予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作佛學研究用途。香光尼僧團的悟因法師曾於2004年應邀到弘法精舍辦「出家毗尼營」,宣講《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記》,為期二週。 法師憶述當時佛學研究中心的廣興老師告訴他,弘法精舍當時以象徵性的租金租給他們,作推廣部會址 ,兼供佛學社團活動之用。[10]
![佛門網創辦人何鴻毅居士(圖:佛門網)](https://www.buddhistdoor.org/bdc-files/uploads/2023/07/20230720-p045.jpeg)
早在1995年,何東爵士後人何鴻毅居士倡議創辦佛教網站平台「佛門網」。東蓮覺苑於2008年收回弘法精舍後,為了使得佛法能在這高科技時代迅速發揚光大,於是安排精舍作為佛門網之基地,全面投入推廣佛法的宣揚,並同時在弘法精舍推出多項活動如禪修、短期出家、茶禪、經論講座,供予市民有機會聞法聽經,進修自身菩提,增長智慧。在這十年期間,東蓮覺苑及弘法精舍的宗教活動,與佛門網的網絡服務互相輝映。網站由最初只有一位負責資訊科技的全職員工,發展到今天為全球讀者提供中文繁體、簡體及英語兼備的深度內容,順利落實了何鴻毅居士高瞻遠矚、貼近時代脈搏的弘法理念。
弘法精舍這些年來一直是香港培育佛教弘法人才的重要基地,雖然不是法定的歷史建築,然而它在香港佛教發展史上扮演著一個無可替代的角色。現時精舍暫不對外開放,東蓮覺苑將為它作保育維修的準備,讓我們期待弘法精舍未來在嶄新的舞台上,繼續秉持興辦佛化教育、闡揚釋尊聖教的傳統!
[1] 《香港僧才的搖籃──弘法精舍》,陳天權
[2] 當時覺光長老還不滿二十歲,但寶靜大師已特別指定他要隨行來港學習。在弘法精舍短短一年間,長老得寶靜大師傳授天台教義,日後更成為天台教觀第四十六代傳人,其法名為「起本」。
[3] 華南學佛院第一屆學員畢業時倓公致辭。見《倓虛大師年譜》,王佳輯錄,山東:海會講寺,頁135。
[4] 華南學佛院開辦時,除學生及東北三老外,尚有伙夫、校役各一人,共二十六人,所有經費只有一千元,後雖然經費由一千元提高到一千三百元,但仍入不敷出,見《淺析香港華南學佛院在近代僧伽教育中的貢獻》,張雪松,福建佛學院。
[5] 〈華南學佛院第二屆學僧畢業典禮致詞〉,《倓虛大師法彙》第三編,香港:湛山寺,1974,頁338。
[6] 《山光道上的足跡──東蓮覺苑八十年》,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三聯書店,2016,頁203。
[7] 至2014年,香港能仁書院之管理亦出現改變,中文名稱改為香港能仁專上學院,英文名稱亦由The Hong Kong Buddhist College改成Hong Kong Nang Yan College of Highe Education。
[8] 詳明《內明》第16,17期合併號,香港:內明雜誌社,1973,頁54,55。
[9] 〈星雲大師佛教教育思想與實踐--以香港佛光道場義工教育為例〉,王富宜,《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2015,台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 〈生命流轉的動力: 現觀智慧(中)〉,《香光莊嚴》第78期,2004,嘉義:香光莊嚴雜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