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1日
與觀世音的使者共渡一個下午：日本駐香港署理總領事松永大介的靈性視野
在寫這文章之前，筆者有幸能就佛教和靈性問題訪問日本駐香港署理總領事松永大介。在這次訪問之前一個星期，筆者在一次在西貢舉行的梅村靜修中認識了松永先生。靜修期間我們交談了數次。交談溫馨而有意義，從中筆者知道松永先生有豐富的禪修生活經驗，也了解到他是有涵養、能真正接受自己的人。他在修行上一絲不苟，在闡述自己的靈性修為時猶如一位喜愛冥想的潛修者，言辭既精彩又具說服力（恰巧的是，我們倆都欣賞已故的同樣喜愛冥想的潛修者托馬斯．默頓）。
能與這樣一位重要外交家共同弘揚佛教精神，是特殊的榮耀。所以，能在此發表有關他的靈性視野的文章，也是莫大的榮幸。筆者相信松永先生富啟發性的視野，將激勵我們以更全面更自然的方式修習佛法。
踏上學佛之途
「有些人以為瑜伽、太極甚至冥想可以令他們實現其由自我出發而定下的目標和工作效能。他們為項目和計劃而修習，為增值自己以得到職位或工資的提升而修習，甚至會為改善其自我的形像而修習！但是，這自我是誰呢？我們真的要讓這幻象牽着鼻子轉嗎？」
松永先生認真的靈性旅程開始於1974年。中學學習快要結束時，他尋思着：要是自己的情緒能保持平靜和穩定，就較大機會能考進大學。他首次接觸禪的經歷是偶然、無意、尋常不過的，如同很多人生的重要里程碑那樣。當時他在書店裏看見一本有關禪宗的書和一張海報。海報介紹一次在某寺廟舉行的靜坐活動。就是在那廟宇裏，松永先生認識了他的一位曹洞宗大師，也就是他的第一位老師。此後，每個星期天的下午他都參加這位老師帶領的靜坐。在回憶怎樣追隨這位老師學法時，松永先生眼中充滿敬意。他深情地和筆者分享：全靠這位老師，他才明白到在這個極端複雜的世界裏，那種在兩個對立面中兩者（如「對與錯」、「好與壞」）選取其一的道德架構，其實際應用是有限的。透過超凡的角度，禪顯示了更深邃、更和平美妙的東西：內心的自由和無限。這並非等於摒棄道德，而是使道德超越對概念的執着，將愛立足於我們時刻進行的呼吸，立足於我們的存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1976年松永先生在美國留學時，收到老師離世的消息。此後他跟隨老師的一位同門修習，直至十七年後在馬來西亞時收到這位第二任老師離世的消息為止。數十年來，他先後追隨過五位老師修習。本文無法詳細介紹松永先生的每一位老師，但必須指出的是，他們雖並非全都是出家人，卻都是具足大智慧和豐富人生經驗的大德。從2005年起，松永先生還跟隨歐洲最大的越南僧團梅村修習。他曾三次與梅村的禪師釋一行有面對面的接觸。2007年，當一行禪師回到越南追悼在越南戰爭死亡的人時，松永先生有機會聽到禪師的開示。2008年佛誕節期間，聯合國贊助了一個在河內舉行的有關佛教的國際會議。這是松永先生第二次直接接觸一行禪師。第三次是於2009年在美國加州的 Deer Park Monastery 的靜修。
松永先生最先對一行禪師感興趣，是當他某次在華盛頓一家 Barnes and Noble 書店時，拿起禪師一本叫 Peace is Every Step 的著作，從而「着迷於日本的禪師們和一行禪師對呼吸的重要性看法一致」。呼吸──這個有情生命的最基本行為，是最基礎的佛法修行。所有佛教大師都是這樣教導的。這一點仍然影響着松永先生對佛教和日常生活互生的整體觀。
筆者認為，1974年間松永先生在Barnes and Noble 書店邂逅 Peace is Every Step，是他與禪的最早接觸，而那經歷確實是相當感人的。這外交家對書本和書店的鍾愛，如燈塔般在他走向解脫的旅程中，照出新的、令人興奮的路向。（也許那路向從一開始就是相同的？）
學佛的體驗
「使我明白到的是，佛陀要和我們分享的信息是那樣深奧而簡單的。」
當然，松永先生是受他對禪的探索的歷程所影響的。禪超越教義、信條，以及一切人類加諸自己的限制。正如上文提及，在第一位老師輔導下，松永先生找出了將事物兩極化如區別「好與壞」或「真相與謊言」的關鍵性錯誤。絕對主義價值觀的絕對真理性，已經一而再地受到駁斥。駁斥者包括複雜的歷史偶發事件和歷史條件，也包括人類的實踐經驗。要是將倫理限制於「隔離與分離」，那就完全錯過了要點。執着於分別就會扼殺道德存在的惟一理由，即是為所有眾生帶來愛和慈悲。我們不能將慈悲簡單地視為人類社會無數的規範、指令、「法律」以及用大字寫成的高調字眼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小點水滴！
松永先生在他的佛教經驗中，找到了將曹洞和臨濟、「頓悟」和「漸悟」、「自力」和「他力」理解為「對立者」的錯誤。他自創了「他力禪」一詞，並認為這詞非常重要，因為他對佛教的理解是既高度實際而又非常講究虔敬的。他還對筆者強調， 他的第一位導師的師父受過曹洞（漸悟）和臨濟「頓悟」技巧的訓練。早一輩的法師都形式上代表曹洞，他們明白執着於兩種修習方法中任何一種的危險。事實上，松永先生的第三位老師是臨濟宗傳人，用公案來訓練學生。作為一個在家的弘法者，這位老師在年青時致力尋找意義。二十九歲得道後，為協助年青人處理社交和生存問題獻出一生。鑑於日本佛教中有那麼多的專家在走着「不同」的道路，松永先生深信，真正的導師是既不一心求勝又不短視的；他們都能夠尊重和接受不同宗派的同道弟兄。從某個意義來說，他們並不在乎各人來自哪個宗派或宗教。
由於禪超越信條和教義，它確實是超越一切的。這令筆者再次想起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他曾以大膽的洞察力寫道：「禪不僅超越了佛教的條文，也以某種方式『超越』（甚至被指向）基督教已揭示的信息。」（見於 Zen and the Birds of Appetite，1968版，第 8頁。）從這個意義來說，禪因此是難以想像地神聖和超凡的──但是，就如佛陀他自己那樣，又同時是無可置疑地為人所熟悉和感到親密的。
修行
「善性是與生俱來、自然不過的。」
作為一個佛教寫作人，筆者對身體力行的靈性修練或學佛修行很感興趣。佛教的基本真理和佛學的根本主張是：所有眾生均本性善良。毫無疑問，佛學研究在闡述修行經驗上是極其重要的。但是，松永先生説要小心：佛學研究有可能淪為腦力鍛煉。他説：「當深奧的詞語例如『空』等被重複又重複時，就會失去其奧義。」
松永先生作為日本國的使者，工作忙碌而嚴肅。但是，他堅持將學佛和培養「靈性文化」放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地位。他經常修習呼吸和慈心冥想、念誦《心經》和一行禪師的偈語。所以，他是政府官員中罕有的靈性文化提倡者，並得到宗教教育與心靈中心的邀請，就如何修煉「平和的心」作演講。他的理念是：「如果將修習和非修習加以區分，那麼世俗生活就會成為悟道的障礙，而事實上這是不會的」。這理念就如答案精巧的艱深問題那樣，既明顯卻又需要時間慢慢體會。很多人誤以為，聖者之所以為世人所崇敬，是因為他們有堅強的意志，足以令他們摒棄世間的欲望、成就與他們的「低級品性」相反的事物。但對於松永先生來說，聖者之善，在於他們的善行完全是出於自然的。他們不用強迫自己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他們的善行正好就是他們最想做的事情。一如與哲學家孔子遙相呼應般，松永先生強調，善性是聖者最自然不過的品性。如果我們想開始按佛陀對我們的期望般生活，我們此時此地就可以開始。這看法與孔子《論語》所説的一致，該書指出，一個人要是想依「仁」的要求而活，「仁」就會立刻隨他而至。在佛教，我們不需要做任何特殊、嚴苛、或極端的東西，才算是為這宇宙做出正確的事情。我們要是想活得善良仁慈，只要由心而發地行動，此刻、此處就能實現。
就筆者的理解，總領事對正念的態度似乎是一種「無態度」── 一種「無方法」的禪法。 靈性和世俗是不可分割的。他視成佛之道為對人類而言自然不過的東西，並不與我們凡人的事情作對。這「無方法」非常真確的好處，與對修行者的思想和情緒以及自我覺察的呼吸作超然的觀察有關，由是就能與自己的煩惱以至憤怒共事。松永先生向筆者指出：「一個人要是能以第三者的角度來觀察自己的憤怒，那麼可以說他已經取得了一半的勝利。」而要能夠藉着內心的聆聽去觀察一己的心思，則需要一貫的「無方法」的方法，當中修行者明白到，觀想是自己有意做的事情，對呼吸的覺察和對一己的思想、情緒和行為的正念，並不在我們天然的意願之外。
結語：觀世音把你舀起來
「一行禪師説過，他不能集中精神的時候，會讓心中的佛陀代他修行。」
松永先生給筆者介紹了一個日本短語：攝取不捨（sesshu fu-sha），字面意思是「緊握不放」。就宗教現實來說，他將這短語跟觀世音的拯救力連繫起來。在地獄道中，觀世音將眾生的苦毫無遺留地舀起來，並永不離棄它們。這就是她對所有眾生天然的愛。超越之愛確實是我們內在固有的，不管它是發自我們的心還是發自佛陀和觀世音。松永先生就這一事實表露了他的「寬慰」。因此，松永先生所指的寬慰，並非簡單地指「對某些東西」感到寬慰，例如以某種方式避過了一場災難或避免了一場激烈的爭吵。相反地，這種寬慰包含着喜悅的意味，既肯定又包容、既不可思議又務實和思想上坦誠。簡單地説，它是因能有機會瞥見佛陀無邊無量的慈悲而興起的快樂。
「Amazing Grace」是松永先生最喜歡的一首歌。他高度欣賞這首歌所傳遞的意念。對他而言，我們應把任何形式的靈性都視為一種賜予。人類儘管三毒纏身和頑固地自我中心，佛陀卻仍然以某種方式將學佛修行的機會賜予我們。與那些以交易和互利為基礎的世俗活動不同，佛陀的賜予是分文不取的。佛陀的賜予是不附帶任何要求的，也不附帶任何懲罰或隔離等威嚇，以強迫人們理解或接受他的賜予。這是松永先生作為一個佛弟子一點非常個人的、深邃的見識。
總括而言，署理總領事給我們的信息，呼應着他的禪修導師們和一行禪師的智慧：佛陀的大門就在我們眼前。終極的解放是此時、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