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在《禪的智慧》書中講述治療師在一些心理治療中，「（通過）與病人對話，以便找出病人心裡所發生的事，雙方都想要瞭解問題。（他們）會試著把病人的病症和自己所熟悉、接受的訓練的系統、理論連接起來，以判定病人的問題。」[1]
心理治療是否足可解釋病人的疑惑呢？
法師覺得這並不一定可靠，「因為每個人的生平、經驗都不一樣。治療師也許相信他們的分析和方法是客觀的，但他們也許是錯誤的。[…]人們接受心理治療之後，可能覺得輕鬆、安慰；但是問題可能並沒有解決，只是得到短暫的紆解。[…]再者，完全依賴科學也是有限的，因為世間存在著許多無法測量、觀察的事物。比方說，面對來自業力或魔障的問題時，治療師的理論可能就不管用。」[2]
文中信眾的回應很好：「心理治療是在小我或自我的領域。它對我有用，幫助我度過日常的問題，但我不能只靠治療過日子。那就像是在黑屋子裡跌跌撞撞，心理治療可能給我一些方向，但我還是在一間堆滿東西的黑屋子裡。」[3] 如果只是察覺心內問題，人可能仍然不知所措，繼續受到干擾，甚至惡化。我們需要更多的指引和幫助。
聖嚴法師在同書以有寄生蟲在人身上吸血為例。「如果發現身上滿是這種寄生蟲，一種處理方式就是一隻隻抓，那要花很多的時間和氣力，[又]會失去多少血了；另一種簡單得多的解決方式就是撒鹽，讓所有的寄生蟲一次脫盡。禪的方法就像用鹽治寄生蟲，一次治療整個人，而不是針對單一的問題。[…]心理問題也可能像這樣，以為已經解決了一個問題，結果這個問題卻以另一種形式或更多種形式出現。另一個附帶的危險就是，寄生蟲可能會傳染給治療師。所以，更好、更簡單的方式，就是撒鹽，深入根本的問題，也就是我執。」[4]
除了考慮到以上佛法禪修種種的長處，值得我們推廣，佛弟子的責任是保護佛法的形象，及增加大眾學法的因緣。
筆者同意唐秀連居士的看法：「[沒有佛教元素的禪修課程]難免予人一個片面的印象，認為禪修的最大效益，是幫助人們從現實生活中緊繃的工作壓力、人際關係的挫敗、精神疾病等綑綁解放出來。然而在世俗目的以外，禪修在出世間的修證路上所擔當的啟導性角色，卻遭到有意或無意的漠視。」[5]
果醒法師在《楞嚴禪心》提到禪很重要的特色：「一般希望把不好的感覺轉成好的感覺，把波動的情緒轉為平靜，剛開始學佛的人，也往往以此為目標。禪，則是從現象看到無我的空性，並非改變現象，也不只是改變心態，真正要轉化的是錯誤認知。」[6] 可見佛教禪修更能徹底解除煩惱，不容忽視。
筆者覺得佛弟子弘法時，可要多作契理與契機、「求真」與「適今」的反省。正如莊春江在《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一文的結論：「如果在契機中，忘失了契理；在擁抱群眾中，沒有能夠影響群眾，走向放棄『有我』，以及走向去除貪、瞋、癡的解脫道，那麼，這樣的契機，這樣的方便，與外道何異，與佛法何干？從整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演變，我們看到的是，契機與方便（適應）的蓬勃發展，契理與第一義諦的凋零萎縮。如果說契理與契機，在互相衝突中，難以兼得時，放棄契理，無異宣告與佛法無關，終究還是失去為介紹佛法而契機的最初用意。」[7]
果醒法師曾訴說他們在美國弘法的難處：當地國民不易接受僧人。因此，曾有多位很精進的出家人選擇了還俗，改以大學學者或心靈輔導專家身份，並轉接地以非佛教用語去弘揚佛法，可見各地各人與佛的因緣，深淺不同。我們身在佛法普遍得到大眾接受的亞洲，相對地與佛法的緣分較為深厚，不但要多學佛法，切忌妄自菲薄或以少為足；另外，多向大眾講解佛法的好處，介紹學佛的方法、階段及目標，才算珍惜此生難得學佛的福報。
聖嚴法師早於沙彌時期，即深感：「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那麼少，誤解的人那麼多。」他一生的願行就是和多些人分享正信的佛法――佛弟子不但藉此回報佛恩，亦是與大眾共享隨法修行的樂事！
[1]聖嚴法師：《禪的智慧》（法鼓文化，台灣台北），251頁。
[2]同書，同頁。
[3]同書，254頁。
[4]同書， 252-253頁。
[5]唐秀連：世俗正念後來居上，佛教正念隱而未發──談正念現象與佛教禪修的理性化趨勢
[6]果醒法師：《楞嚴禪心》（法鼓文化，台灣台北），07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