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原是印度沙門禪觀修定之處，從中亞巴基斯坦佛教遺址的僧院建築，到絲路上數量驚人的石窟，乃至中國的雲岡石窟、小南海石窟，在在訴說了僧人鑿窟禪修的歷史。而窟中的造像、雕刻、壁畫等圖像，許多可作為禪觀運用的所緣，也是歷史長河中演繹出視覺化心靈造佛工程的展現。
在印度菩提迦耶前正覺山的龍洞中，供奉著一身悉達多太子的苦行相，來此朝聖的眾多信士們虔誠頂禮，燃油燈、敷金身，只為讚歎這一位2600年前給人類帶來歷史與思想的衝擊反思，引導人們開拓心靈寶藏的偉大覺悟者，他是劃時代的精神導師釋迦牟尼佛。
王舍城的靈鷲山上，現存佛陀聲聞弟子們的禪修洞穴，代表著當時追隨佛陀出家修行的沙門，是如何在大自然環境中安頓身心而誓願解脫的方式之一。佛陀時代的石窟多屬自然洞穴，也沒有造佛像的需要，極為樸素天成。
佛陀入滅百餘年之後，統一五印度的孔雀王朝阿育王，將佛教的原始教區從恆河流域推展到全印度國境，甚至向西北往古犍陀羅國推進，向東南遠渡斯里蘭卡，進入部派佛教的興盛時代。阿育王廣造佛陀舍利塔，於諸多聖地興建精舍，奠定了日後發展佛塔與僧院合一的佛教建築雛形。他也為耆那教團興建石窟寺，從其石雕仿木構宮殿的形制來觀察，可見日後佛教石窟建築藝術開展的原始點。
佛教僧院建築的典範
紀元前後，有貴霜王朝於東、西方的軍事和商業要道的資源匯集區域立國，在迦膩色迦王的護持和推動下，部派佛教與大乘菩薩道的新思想共存共榮，將佛教從印度教區往西北向阿富汗、往北向中亞、往東翻越帕米爾高原向新疆，穿過河西走廊傳入中國。
位居絲綢古道分線的巴米揚河谷，開始具備發展石窟寺建設的條件，自此數百年間，黃金佛國世界被順利營造出來。當時多位罽賓僧侶負經東來，譯經傳法，他們帶來了古犍陀羅佛教的苦修精神和藝術文化思潮，成為漢傳佛教早期格局的重要組成元素。從新疆于闐、庫車、吐魯番，穿過河西走廊，到隴東地區的古老石窟群，延續三百年，都沉澱著這樣一種神聖的氛圍。
位於巴基斯坦開伯爾－普什圖省（Khyber-Pakhtunkhwa）的馬爾丹（Mardan）以北約十五公里，塔克特依巴依（Takht-i-Bahi）有一座修築在山上的印度－帕提亞王國（Indo-Parthian）時期僧院，考古學界認為它是古犍陀羅國境中部規模最宏大的佛教遺址，也是同時期佛教僧院建築的典範（圖一）；佇立在塔克特依巴依制高點鳥瞰白沙瓦大平原，穿過前方的馬拉坎德（Malakand）山口和斯瓦特（Swat）山脈，遠眺北方興都庫什山（Hindu-Kush），精神瞬間融入中亞的歷史古道，往來商隊的駝鈴和僧侶的禪誦，是這條道路上沉澱得最深刻的微妙音聲。根據《出三藏記集》的記載，諸如：佛陀跋陀羅、佛陀耶舍、曇摩密多、求那跋摩、鳩摩羅什、法勇、智猛、智嚴等，都曾經在這條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臍帶上大放異彩。
塔克特依巴依全用當地石材壘築，並以石灰和泥土黏合而成。從一世紀便已完成的初期僧院開始，得到貴霜國王丘就卻（Kujula Kadphises）和迦膩色迦王（Kaniṣka）的護持，興建起大佛塔和集會場所，持續到貴霜晚期皆有增飾美化，眾多的奉獻小塔被建立，直到五世紀中葉被白匈奴人（Huns）佔領，飽受摧毀。日後雖有修築，已難以恢復往日盛況。許多國際學者提到此地有「坦特羅建築」，恐怕是有所誤解，這些建築更接近於閉關專修或觀佛三昧的時空趨勢，遺址出土的佛陀像、菩薩像、佛傳故事、本生譚等皆可證明，都是當時運用在禪觀上的圖像。
北魏《洛陽伽藍記》卷五提到：「（烏萇）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十軀。」另《十誦律》也記載：「若比丘獨阿蘭若處十五日，布薩時，應灑掃塔、寺、布薩處及中庭，次第敷座。」整個塔克特依巴依的建築配置，十足反映著古犍陀羅佛寺（罽賓僧伽藍）的典範，集佛塔、僧院、講堂、戒場、禪堂，以及生活飲食和起居功能的空間。這種佛塔和僧院結合的建築模式一路往北再向東傳，於五世紀中葉來到了中國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的北臺遺址。
絲路上石窟精彩的歷史影像
中國新疆塔里木盆地位於亞洲中部，被斯坦因（Sir Aurel Stein）稱之為亞洲腹地，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南、北兩緣的狹長綠洲，形成古絲路新疆段的南道和北道，南道東段鄯善國包括精絕、尼雅和樓蘭，大約在三國時代就已經是佛教盛行之地。二十世紀以來，在此發現近千件的佉盧文書，這是貴霜帝國核心區域犍陀羅地方使用的語言，可見貴霜和鄯善之間有順暢的文化交流，這也表現在佛教藝術上。
南道西段于闐可能是新疆較早接受佛教的地區，以大乘佛教為主，幾處南疆佛寺遺址所見的文物，亦皆與犍陀羅文化息息相關。譬如和田縣東北玉隴哈什河的對岸所發現的拉瓦克寺院遺址，平面長五十公尺，寬四十三公尺的正方形寺院中央，矗立一座三層圓形佛塔，直徑約九公尺，圍牆處發掘出九十餘尊的浮塑立佛像。這就讓人聯想到塔克特依巴依的主塔院和奉獻塔區，傳承的意味很濃厚。或是離開印度本土愈遠，傳說故事益發神奇，于闐的殘存壁畫有許多民俗和故事與佛教無關，卻是絲路歷史的另一種詮釋和沉澱。這兒也發現了被藝術史家稱為佛衣畫的盧舍那佛法界人中像（圖二），反映了《華嚴經》在此地流傳的消息。
新疆北道的庫車一帶是古龜茲國所在地，龜茲佛教是以說一切有部為主體的教團，儘管出現了鳩摩羅什弘揚大乘的時期，但卻如曇花一現般發揮不了大作用。儘管如此，在克孜爾石窟還是留下相當精彩的歷史影像。龜茲石窟善用各種菱形格變化來裝飾窟頂，其中彩繪豐富的佛本生圖，這些單一場景的佛本生以布施、忍辱為多，雖說是釋迦佛的前生故事，卻蘊含著濃厚的菩薩道內涵，這些在鳩摩羅什所提倡的菩薩禪法中，被當作「法身觀」來看待，是在「像觀」（三十二相八十隨好）、「生身觀」（佛傳）之後，更往佛陀生命深層去觀照的內涵，超越了一生一世的限制，連結發心和願力，投入法性本質。
而克孜爾石窟第123窟內有幾鋪故事畫的佛陀，展現化身神變的特色（圖三），其實就是來自犍陀羅，將佛陀在舍衛城降伏外道的史實，或是將佛陀光中化身無數的神變境界神祕化，更加凸顯了禪定的妙用，這是大乘佛教超越人間佛陀的獨特發展。
僧稠禪師與小南海石窟
印度佛教東傳中國經過數百年之後，開始建立起融入華夏文化特質的漢傳佛教宗派，這些宗派看似由某位大師創立，其實都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思潮高峰。位於中國河南安陽靈山寺的小南海石窟，歷經北齊天保元年到乾明元年（550～560年）三階段的營造，中窟被視為僧稠禪師教學與實踐的具體落實。造像與刻經的相互襯托和對話，凸顯著兩代師生禪修傳承的嚴謹度。
小南海中窟以釋迦牟尼佛為主角，連結了華嚴化主盧舍那佛的莊嚴，以及《大智度論》、《大般涅槃經》中讚佛功德和捨身求法的內涵；身為北齊文宣帝高洋國師的僧稠禪師就佇立在左下隅持香禮讚供養，一位被少林寺跋陀讚譽為「自蔥嶺以東禪學之最」的禪修泰斗，這是他信心決定實踐菩薩道的肖像（圖四）。石窟內的兩面側壁，分別以阿彌陀佛和彌勒佛為子題，背景淺浮雕鋪陳出西方淨土的九品往生圖，以及兜率天宮說法圖，這些淨土元素還結合著《維摩詰經》的圖像，在當時的禪觀意義十分深刻。
古代禪師的念佛方式是嚴謹又踏實的生命歷程，過程中實際是止觀雙運、自他互資的巧妙運用，佛教藝術直接穿透生命底蘊是比較深邃的內涵，這在中窟的圖像設計便能顯出其特質。在此禪修洞窟中，將成佛之道的學理與方法，與因果傳承皆炳然齊現，真是讓人讚歎。許多圖案元素在唐代佛寺的經變圖中衍為新樣，是很有歷史意義的，屬於佛教藝術中土化之後，自成一格的開展。
佛本無相之教，卻在歷史的長河中演繹出視覺化的心靈造佛工程，這正是人類宗教文化史上綻放得最精彩的蓮華藏世界海。
本文原刊於法鼓山《人生》雜誌第457期，佛門網獲授權轉載，特此鳴謝。標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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