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及佛教的倫理觀與一般倫理學有一主要不同：一般倫理學的焦點，是探討吾人在作倫理判斷時的理據，佛教在解釋我們的倫理判斷時，雖與一般倫理學有著相似的地方，如其有效果論和心性論等觀點，說明人為何要行善，惟佛教的最終關懷始終是無執。換言之，佛教的倫理學雖有各種倫理判斷，但我們卻不應停駐在任何的倫理判斷之中，此即為「無緣慈悲」所主張。在這一大前提下，佛教對於如何建構一套屬於自己的倫理學，可謂沒有一固定不變的模式，而當視乎具體的情況而定。這一觀點非常重要，因為其容許佛教在提出屬於自己的倫理學理論時，不致排拒其他宗教和哲學系統所提出的倫理判斷。我們或更可言，非佛教在某些情況下若能提出比佛教更為完善的倫理學理論，佛教當樂觀其成。梁漱溟先生（1893-1988）在〈儒佛異同論〉一文中，便對以上看法有說明：「從其［佛教］為一大宗教來說，則方便法門廣大無量而無定實。［……］由是須知佛教實是包涵著種種高下不等的許多宗教之一總稱。人或執其一而非其餘，不為通人之見也。［…… ］蓋即著重在其雖多而不害其為一。此一大旨歸如何？淺言之，即因勢利導，俾眾生隨各機緣得以漸次進於明智與善良耳（不必全歸於出世法之一途）。」

事實上，梁漱溟先生雖久被視作一大儒，但其在晚年實多次重申自己為一佛教徒；他以佛教徒的身分來討論儒學，只是認為儒學在倫理價值的討論上，有值得佛教借鑑的地方。誠如他在〈儒佛異同論〉中繼言：「儒家從不離開人來說話，其立腳點是人的立腳點，說來說去總還歸結到人身上，不在其外。佛家反之，他站在遠高於人的立場，總是超開人來說話，更不復歸結到人身上——歸結到成佛。前者屬世間法，後者則出世間法，其不同彰彰也。」儒家是否沒有涉及宗教層次的向度，而佛教又是否沒有社會倫理的關懷，吾人於此或不必全然同意梁先生的觀點；惟其強調儒家的重點當是人倫，而佛教的重點則是解脫，當已觸及兩者的核心。正是佛教的終極關懷是解脫，而非證立世間的倫理判斷，故佛教才不致以一非此即彼的態度，來看待自己和他者的倫理學理論，而能以一開放的胸襟和欣賞的眼光，來看待一切有價值的倫理學系統。十四世達賴喇嘛於《生命之不可思議》的一段話，可謂佛教以上立場的最好注腳：「人生並沒有甚麼唯一的依據。任何事都一樣，沒有唯一的最善。一切事都要隨個人的心量、性向、所處的環境來衡量判斷。比如說，我達賴喇嘛十四世是佛教徒。信仰佛教是我個人心靈的最佳依歸。一點不錯。但並不是一切人都是如此。基督教對某些人是最高引導，但對另外一些人卻有另外的道路。這隨個人而異，屬於個別人心的問題。一切都予以一般化，乃是應該避免的事。」又由於佛教的目的是解脫，故其縱有各種的倫理判斷，但這並不代表佛教即無條件地肯定各種倫理價值。投入世間卻不為世間所累，此一無執才是佛教所珍視者。換言之，佛教的倫理學不是為投入世間而投入世間，而是要以出世間為依歸。我們若忘記此點，則佛教的倫理學不但不必然比非佛教的倫理學優勝，它的特點亦可以湮沒在各種倫理判斷之中，以致與其他宗教和哲學的倫理學系統無異。此所以印順法師在《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中有言：「現在的台灣，『人生佛教』，『人間佛教』，『人乘佛教』，似乎漸漸興起來，但適應時代方便的多，契合佛法如實的少［……］如對佛法沒有見地，以搞活動為目的，那是庸俗化而已。」一語道破佛教或因過於入世而容易失去自身性格的危險。

至此，佛教倫理學的特色可說非常明顯：佛教應該有倫理判斷，其理論亦容許其建構倫理學，惟佛教縱有一套屬於自己的倫理學，佛教的宗旨卻是放在無執這一層次上；正是最終當無執於各種倫理判斷，故能容受不同思想提出其各自具正面價值的倫理學理論，而不須自限於一己的倫理判斷。循前者，佛教雖可建構倫理學，但其形態或性格與其他非佛教的宗教和哲學必有分別，此即為佛教倫理學之所以為佛教倫理學的原因；循後者，佛教不把自己和他者的倫理學系統，放在一對立的位置，而當明任何的倫理學均有完善的可能，不同的倫理學未嘗不能作為彼此的借鑑。明白佛教倫理學的特色，即明佛教倫理學的分際，從而明白有甚麼是佛教倫理學之所長和所短；明白佛教倫理學之所長和所短，即明白佛教在往後的倫理學討論中，應該朝怎樣的方向以發展：保留自己的優點之餘，改善自身可能存在的缺點。佛教這一建構倫理學的展望，正是下文討論的重點。（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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