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入滅前，弟子阿難問：「如來在世以佛為師，世尊滅後以何為師？」

佛陀答：「以戒為師！」

戒、定、慧三學以戒為先；六度雖持戒第二，但廣義說除了禪定和智慧，布施、忍辱和精進亦屬戒學；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八正道中這四項同樣位於戒學範疇。由此可見持戒對佛教的傳承和信眾的修行是何等的重要。

佛教是一個外來宗教，它傳入中國的方式，不外是東來傳法或西行求法兩種。後漢時期佛教初傳之時，都是憑藉梵僧把經典從西域帶到中土，一邊講授一邊翻譯為漢語，讓佛教思想得廣為流傳。雖則中原人士能透過佛經譯本初聞如來，但對部分求知欲強的僧人，依然難掩一窺原典的渴望。佛教經百年東來傳法後，至三國時期第一位中國僧人朱士行便踏上西行求法之旅，開創了求法先河。唐玄奘法師歷十七年西行取經，為中國開展了法相唯識，而在他之前的東晉法顯法師則為中國佛教奠定律學規範。

佛教聖典分為經、律、論三藏，其中律藏的梵語是「毗奈耶」、原義「滅」，意指持戒可滅身、口、意三惡業，因「毗奈耶」的意義與漢字「律」相通。古時天竺大小二乘的僧團皆遵守傳承自部派佛教的五部律；這分別是：一、法藏部的《四分律》；二、說一切有部的《十誦律》；三、大眾部的《摩訶僧衹律》；四、化地部的《五分律》；五、飲光部的《解脫律》。按《出三藏記集》記述，東漢譯經有五十四部七十四卷，三國譯經有四十二部六十八卷，及至西晉，譯經已增至一百六十七部三百六十六卷，合計二百六十三部五百零八卷佛典被翻譯出來。[1]但在曹魏嘉平年間，中天竺僧曇柯迦羅來至洛陽，看到「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眾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2]可見佛教雖發展迅速，但到曹魏時期戒律仍只具雛形，未及維繫規模龐大的僧團。本來東來的僧人以傳法為任，把佛說的經藏和菩薩們釋義論辯的論藏，作為翻譯的優先選擇亦是無可厚非。可曇柯迦羅不忍當時洛陽佛法方興，戒律未行，道儀權充。因此譯出《僧祇戒心》戒本，為僧團立下清晰的戒條誦讀遵行。然《僧衹戒心》戒本譯出後，中國戒律的步伐仍踟躕不前，直到東晉法顯法師出發取經前，上述的五部廣律均未能譯成。故不難理解前秦道安會常憾曰：「三藏不具，以為闕然。」[3]而東晉慧遠也慨嘆：「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4]《法顯傳》亦說：「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無疑從後漢明帝開始到法顯法師西行前，在中國長達三百多年的佛教發展中，律藏的缺失是法顯法師不辭勞苦誓要取經的主要動因之一。

法顯法師於公元399年自長安（即今天的西安）出發，至歸來的十四年餘間，中國土地上佛典的翻譯工作從未間斷，五部廣律中的兩部陸續被翻譯出來，《十誦律》在公元404-406年間由鳩摩羅什和弗若多羅合譯出共五十八卷；《四分律》在公元410-413年間由佛陀耶舍和竺佛念合譯出共六十卷，其中《四分律》至唐代道宣法師更以此為宗立律宗。法顯法師此次西行也未負眾望，在公元412把大眾部的《摩訶僧衹律》、說一切有部的《十誦律》和化地部的《五分律》一併帶回中國，其中《摩訶僧衹律》於六年後的公元418年，由他連同佛陀跋陀羅一起譯出共四十卷；至於《五分律》，在隔五年後的公元423年亦被佛陀什和智勝一同譯出共三十卷[5]。至今除了《解脫律》外，其他四部皆已被譯傳。這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可說是中國律學發展的黃金時期。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三位以血和汗在中國西行取經史上留下名字的法師：法顯、玄奘和義淨。其中法顯法師最為特別的，就是他不同於另外兩位法師皆是盛年出發。法顯法師卒年八十六歲，時公元422年，屈指而算，他在公元399年啓程時，是以花甲之軀披荊斬棘、翻山涉水；不畏路途艱辛，無懼險阻重重。更難得的是歷十四年經二十九國[6]，崎嶇西行驚濤歸，返還故里仍未念年屆古稀，夙夜不懈，展開浩瀚的譯經工作，為中國佛教發展耗盡最後一分心力，此實在讓現今年輕人汗顔不已。

[1]楊曾文（2010），〈東晉佛經翻譯家法顯及其文化史上的貢獻〉。楊曾文、溫金玉、楊兵（編），《東晉求法高僧法顯和《佛國記》》，宗教文化出版社，頁4

[2] 〈曇柯迦羅〉，《高僧傳》，《大正藏》，第50冊No.2059第1卷

[3] 〈鼻奈耶序〉，《大正藏》，第24冊No.1464第1卷

[4] 〈慧遠法師傳〉，《出三藏記集》，《大正藏》，第55冊No.2145第15卷

[5] 行空（2010），〈高僧法顯與《摩訶僧祗律》〉，楊曾文；溫金玉；楊兵 主編，《東晉求法高僧法顯和《佛國記》》，宗教文化出版社，頁66

[6] 楊曾文（2010），〈東晉佛經翻譯家法顯及其文化史上的貢獻〉。楊曾文、溫金玉、楊兵（編），《東晉求法高僧法顯和《佛國記》》，宗教文化出版社，頁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