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需要決心和對生活的信心，而且在位居高上時，權勢能讓人留戀而不捨得放下，所以，當馬來西亞前文化、藝術及旅游副部長拿督鄧育桓，在2004年宣佈完全放下所有的職務，包括領導了20年，代表華裔婦女組最高職位的馬華婦女組主席時，她以交出非常漂亮的成績單後，縱容的走下台。

她是第一位進入內閣的華裔婦女，從政期間，為很多大城小鎮的婦女帶來新的氣息，改善了鄉村婦女的命運。她把婦女運動納入人文和家庭中，使婦女能在國家社會的發展中，發揮了潛在的力量。就是這樣無私而充滿活力的付出，廿多年來，她帶領了一班有志者，南下北上，東奔西跑的推動理念，奠定下穩定的基礎給後續者，將來，大馬的婦女歷史上，將會留一個位子給她。

因此這樣的她下台，為台上的人喝采，是多麼難得的寬大心胸。拿督（馬來西亞統治者頒予對社會有貢獻者的榮譽居民）鄧育桓在引退後的五年間，她經歷了人生從燦爛歸於平靜的過程，但是她的為人和努力，還有修身養性的品性，都是令人懷念的。

我在辦雜誌時，以公事見過她，當時她已經開始接觸佛學，真正踏入佛法的修心門檻，那時她說，佛法的空性教導，使她感悟良多。後來她退位後，我偶而在公眾場所見到她，一份友誼之情油然生起，我們偶而喝茶敘舊。她退位後，把重心放在培育幼兒教育的師資上，她對婦女的前途是非常關心的，而且也實踐著這份關懷。

大馬的華裔婦女，並不是不能幹，也不是沒有才能，而是需要一個長遠的引領方向。拿督鄧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曾說：「花開不是一天的事。」

她出生吉打，在吉打唯一改制的華校吉華求學。當時閱讀的風氣很盛，使她飽覽群書，尤其是偉人傳記。從台灣留學回來後，她意識到唯有從政，才能最快速和深入民間去幫助一些人。她後來說：「我廿多年來，拒絕了很多誘惑，老老實實的為民服務。」她的選區在馬來西亞彭亨州，一個叫勞勿的地方。她為當地佛教會的付出，包括購買客貨車，以載佛友們聞法等，為當地的婦女辦教育展，都令當地人深深留下難忘的印象。

之後，她意識到，婦女如果有機會再受教育，尤其是幼教啟蒙，對文化傳承的力量非常重要。尤其是很多婦女沒有機會得到好的待遇，主要是沒有學歷支撐。於是，她很努力勸請那些家庭主婦，在兒女長大後，有時間了，以前家窮沒機會上學者，重新撿起書包，去考一張文憑。同時，她開辦啟蒙教育學院，經過廿多年的努力，資助不少家貧付不起學費和住宿者的原住民、鄉村婦女們深造，當第一位進入大學時，她的快樂，滲和著欣慰，流露在言談間，嘴角彎彎的充滿了笑意。

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她擔任副部長期間，有次隨團訪問中國，那時大馬還沒有開放給民眾去中國大陸旅行。她在一個小鎮買到一串感覺不尋常的唸珠，捧在手上有一種說的質感。於是請了帶回國，每次誦經做功課時，都拿出來唸。有天，帶著唸珠走出官坁的籃球場，做運動時，隨手放在籃球架上，突然覺得有一道光從唸珠閃出來，只剎那間而己。她覺得這串唸珠充滿了靈氣，說不定是某位高僧的遺物。於是很虔誠慎重的收起來，發願一定要讓唸珠回到高僧的手中。

當台灣佛光山宗長星雲法師第一次來馬來西亞時，她把這串唸珠帶在身邊，決定供養星雲法師，並如願了。

對她來說，所有的名聞利養，都是有生有滅的。但是，佛教的緣起觀，在她從政時，自性不存在的三世因緣觀，給她非常明確的清醒：「在繼往開來的政治征途上，我只是其中一個小小的環扣。我站在這個位置上，只是為了完成這一個環扣的使命。到了要離開時，我自然就要離開，讓下一個環扣接上來。」她深深明白，有生必有滅的道理。

她給我看2004年，在馬華大會上，她最後一次代表婦女組致詞，同時宣佈退下所有的職位時。她一人在台上，感覺到當領袖、高位者的孤獨，那些人群都近在眼前，卻那麼有距離感。這種真實的感覺，在退位後，她回到平民的身份時，馬上適應下來：「生活本來就是要踏踏實實，活在當下。」

在位時，她出門有司機有保鏕，一群人在前面開路，去醫院不必等就能得到專科醫生的照顧。退位後，她身體不適，去醫院一樣排隊，出門自己駕車，然後把時間安排在喜歡的活動上，去學太極，並學中醫推拿和按摩。

在讓生活進入非常規律之後，她開始和佛光山在馬來西亞的分會接觸，希望能幫助一些退休人士，老年人做一些事。有這種想法，是她這些年來，看到很多老年人，常常笑不出，苦苦的，那是身體出狀況了，他們需要諒解和關懷。一些沒有病的，卻天天無精打采度日，她覺得：「沒病，精神不好，這種生活不算健康吧？」

於是，她希望把畢生所學，去幫助這些人投入義工的行列，不要浪費時間在等死中，而是回到社會去，這是她沉潛五年，離開政壇後，希望能為老年人服務的心願。

如今回首來時路，她淡淡的說，這是無常啊！人在不同的時空中，都有不同的生活，有佛法就有辦法去面對。她並不留戀過去的風光，但是她享受現在的輕松自在。覺得在職時，躹躬盡職，離開後就沒有遺憾。就像現在，能給自己更多的時間，不求回報的做義工一樣。

菩薩發大心，不在所得，而是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