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
一名少婦因被懷疑有外遇而遭丈夫用螺絲批狂刺背部20多下，身受重傷。
4月30日
一名婦人與丈夫爭執後爆發玻璃樽武鬥，結果兩敗俱傷。

3月21日
婦人被責嗜賭，丈夫被反責有外遇，婦人盛怒之下持剪刀襲擊丈夫，結果同告受傷。
3月5日，一名男子因與妻子關係欠佳，偷偷把漂白水加到妻子的洗面奶中，豈料意外禍及女兒，因而揭發事件……

上期探討過「藤條」，今期不妨說說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社會一直存在的問題。在古代中國，法例早已對家庭暴力行為有明文約束，但礙於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很多時「夫毆妻」與「妻毆夫」的懲罰會很不同。

翻查唐律，在「夫毆妻」的家暴事故中，只要丈夫沒有令到妻子嚴重受傷，就不會被「起訴」；然而，妻子若毆打丈夫，「最低消費」也得身陷囹圄一年。明清律例更甚，「夫毆妻」維持「無傷不懲」的相近優待，丈夫虐妻至其自盡身死，更不獲論罪(見《大明律》卷19〈人命〉第12章)；相反，「妻毆夫」則至少體罰100大板(見《大明律》卷20〈鬬毆〉第14章)，保證皮開肉綻。假如妻子不慎殺夫，連斬首這種較為「舒適」的死刑也無從消受，而要承受凌遲極刑。在古代，雖然兩性的社會地位懸殊，但從唐律以至明清律例可見，古代社會對家庭暴力都有一定關注，反映家暴事故自古有之──雖然公權力對男性主導的家暴事故實行消極介入，而對女性主導的則極盡鞭韃。

時移世易，今天的社會講求男女平等，家庭暴力中，無論是「夫毆妻」、「妻毆夫」，還是「毆父母」或「毆兒女」，施暴者都同樣要面對均量的法律制裁。香港地小人多，社會結構多元，市場競爭激烈，處處也是汰弱留強的戰場，自然也是家暴事故的溫床。

根據政府發布的統計數字，每年也發生數千宗包括暴力虐待、性虐待和精神虐待的個案；自2000年至2008年，有關個案更是有增無減(由2321宗上升至6843宗)。這些數字雖可作參考，但其實還不能反映問題本身的嚴重程度，因為舉報數字與發生個案往往有莫大的差距：數字上升可能僅表示問題仍然存在，不一定代表問題惡化，如政府促進了市民的舉報意識，使市民對家庭暴力問題日益關注，都會直接推高舉報數字；相反，政府或警方把家庭糾紛案件作出更多更嚴謹的分類，亦會令家庭暴力個案數字下跌；準確一點說，這數字只是反映了家庭暴力個案按年的舉報情況，無法清晰地告訴我們家庭暴力個案近年的質性走向。

對於何謂「家庭暴力」，香港法例雖有《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但在條例中未見對此有清晰的定義，尤其是「暴力」一詞，並沒有具體的描述。很多時家庭暴力的個案，都由警方跟進後再作刑事性或雜項(非刑事性)的分類。不過，隨著市民大眾對家庭暴力罪行的認知增加，我們大概知道「家庭暴力」的定義離不開受到家庭成員的體罰、毆打、性侵犯、限制人身自由等肉體暴力傷害；嚴格而言，遭受家庭成員長時間威脅、恫嚇、侮辱、咒駡等精神傷害，亦屬於家庭暴力行為。

不少心理學家認為，家庭暴力的根源在於權力控制。亦有一些人認為，受害人無限量滿足施虐者的個人期望、需要與利益，亦醞釀了家庭暴力的發生；如此說來，在這些人眼中，家庭暴力似乎不只是施虐者一方的責任，連受虐者啞忍不宣，亦需負上責任。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對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並不公道，而且亦無助於對施虐者進行心理輔導和行為治療。很多時，受虐者面對施虐者日以繼夜、變本加厲的暴力對待，基於不同原因而選擇啞忍，久而久之就會把受虐行為視為生活的一部分。這種態度正與美國心理學家Martin Seligman在1975年提出的習得性失助(Learned Helplessness)概念接近。習得性失助指當一個人長期處於消極沮喪的環境，認為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對未來喪失改變的信心，故而對生活中所接觸的一切盲目接受。家庭暴力受虐者不願舉報的行為，堪以此作解釋。

提高刑罰和歸納責任，固然能起阻嚇作用。但對於解決家庭暴力這種高隱性的社會問題，始終只能治標。筆者認為，由政府當局著手對本港施虐者進行全面的質性研究，探尋本地施虐者形成施虐心態的過程，然後針對研究成果進行歸因、預防和教育，再配合社區資源和成立專業組職加以協調，定能減低家庭暴力發生的機會，這至少有助於發掘更多潛在施虐者，防範於未然。要知道，施虐者的形成很多時都不在一朝一夕，日積月累的經驗，甚至其兒時的陰影(跨代暴力的影響)，都有可能成為日後的「施虐能量」。只要他們受到突如奇來的刺激，一念生起，就會喚醒施虐衝動，如沒有適當的制止或反刺激，就會形成家庭暴力。大部分的施虐者都沒有能力改變或控制自己的暴力行為，但由常人醞釀成病人，再由病人醞釀成犯人，總得經過一段時間積澱，當中是否有不少當局可以預先設防或介入協助的空間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