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一條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玄奘法師所翻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最早版本現存於房山雲居寺石經山。據報道，記載玄奘法師翻譯《心經》最早的文獻是《大唐内典錄》（664年），而房山石經的《心經》是鐫刻於661年，其時玄奘法師尚未圓寂，因此這塊石經被考證為現存最早的《心經》版本。

漢譯《心經》共有七個譯本，其中以玄奘法師的譯本流傳最廣，影響最深。房山石經保存了這部最早的版本，對中國佛教發展的研究大有裨益，同時亦可一窺房山石經本身的歷史價值。其實房山石經有「北京敦煌」的美譽，敦煌藉塑像、壁畫呈現佛教藝術輝煌的一面廣為世界所矚目；房山石經則以佛經鐫刻為後世留下覺者智慧，而其形成的動因也體現佛教無私的精神。

房山石經是指北京房山縣雲居寺的石經山，鐫刻歷隋、唐、遼、金和明等不同朝代，達千餘年之久。已整理及併接成張計的碑件有一萬四千餘片，合佛教典論三千四百餘卷。石經緣起於對法難的憂戚。佛法有三時之說：正法、像法和末法。在南嶽慧思的《立誓願文》中把正法時期定為佛陀涅槃後五百年止，像法則是正法滅後一千年止，而像法滅往後萬年為末法時期。一般認為佛涅槃在公元前五世紀，按慧思大師的算法，末法會起於約公元六世紀，正值中國的南北朝時代，一個局勢混亂、政權更替、民不聊生的動盪時期。

中國佛教迄今曾經歷三武一宗，四次法難。最先是五到六世紀中的魏太武時期和周武帝時期的兩次滅佛。在末法思想及兩次滅佛的經緯下，激發了房山石經事業的潛在動因。

雲居寺佛經鐫刻，始於隋大業中年，靜琬法師為了繼承其師慧思遺願，同時有感身處亂世，對未來佛法傳承，心有忐忑；因此立願在崖壁石刻經文，希望聖教長傳。

靜琬法師開刻經之風，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除了確保佛法傳承外，更重要的是體現佛教的基本精神面貌。先談談對傳承的貢獻，佛教聖典初傳中土，一般是以手抄或木刻拓印於紙帛上流傳。石碑不單比紙帛保留得久遠，加上石刻花的功夫較大，比手抄、木刻下的心力多得很，鐫刻前不免會多作校對，務求一斧一鑿都有其相應的價值，故避免了手抄時輾轉訛生之弊。確實，石經能保持經年的材質特點，傳承了一些因戰亂散佚的經典；例如：近代學者以應縣佛官寺木塔所發現，已經失傳的《契丹藏》殘卷勘對遼、金時期房山石刻，證實這時期所刻經文多以《契丹藏》為底稿，當中共有五十餘卷是在各種藏經沒有收錄的孤本；因此散佚的部分《契丹藏》得以再呈現於我們眼前。

石刻佛經的初心，也體現了佛教精神的一面：入世。很多人說佛教談空，重視輪迴，是一種避世思想，而現世的修行衹是作為來世的肇因。但是當我們看到靜琬法師面對法難或將來臨時，身為一個背負護法重責的沙門而產生强烈的憂患意識，其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積極的取態！在其中一塊靜琬法師刻鑿的《華嚴經》題記中說道：「此經為未來佛法難時，擬充經本。世若有經，願勿輒開。」看到石刻經文是考慮到：佛法可教化眾生、洗滌人心，而佛法難求，需依賴不少高僧大德，不畏艱辛險阻才得以東傳中土。若法難再臨，紙帛經卷難以保存，因此鐫刻經典存於洞窟中，可作日後付梓弘傳之用的底稿。一種對世間的關懷與期盼的情感作為原動力驅使下，成就了房山石經這歷千年的偉業。面對法難時，在預想的末法來臨前，沒有絲毫離棄眾生之心，為得果位而獨自修行。而是要想辦法，如何使得眾生離苦得樂。這份胸懷正正是大乘佛法的要旨。其展現的並非我們一般人所認為的離世思想，而恰恰相反是積極的投入世間，以拯救有情為己任，希望佛燈長明，普照眾生。

佛教說的斷、捨、離，指的是煩惱的根源──貪、嗔、痴而言，一些人卻把它簡單化地認為佛教言空而把世間視為洪水猛獸，妄言要避開塵俗才能修行而得果位。他們忘記佛陀是在觀察到人世間的苦難後才得以開悟，從出生到得道以及涅槃都沒有離開過眾生。要斷貪、嗔、痴三毒，若脫離世間又如何做到呢？世間有八苦，無經歷苦集又何來得滅而成道？

今天回望，靜琬法師顧念蒼生的一番苦心並沒有白費，而其回響也超乎想像。刻經這一事業對當時社會產生很大影響，不衹是佛教僧侶有所效法，在民間亦廣為盛行，並且經數個朝代而不衰，使得佛法不但沒有式微，反而更加鼎盛。